一顿操作猛如虎，生死全靠“特没谱”。

特朗普的阳奉阴违，出尔反尔让许多企业吃尽苦头，尤其以华为和中兴通讯感受最深。华为董事长任正非之女孟晚舟，现在还被扣留于加拿大无法回国。至于中兴通讯就更惨了，这些年交了将近150亿人民币的罚款，让中兴通讯元气大伤。今年，随着“特没谱”不断释放毛衣站和解的信号，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曙光，不过，也仅仅是“似乎”罢了，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

11月22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以五票赞成、零票反对的结果，将华为和中兴通讯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企业，禁止美国乡村运电信营商客户动用85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或服务。FCC还投票建议要求这些运营商移除和替换现有网络中使用的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

这是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公司购买华为和中兴设备的最新举措。华为和中兴将有30天的时间来对这一禁令进行抗辩，而强制移除设备的最终命令最早在明年出台。

美国乡村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大多依赖便宜的中国设备，联邦通信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杰弗里·史塔克斯认为，完全替换这些设备，最终可能至少要花费20亿美元。

为减少设备更换给乡村电信运营商带来的财务压力，联邦通信委员会星期五提出提案，要求运营商提供信息，以便评估华为中兴设备的使用规模和更换这些设备的成本，并制定补偿方案。

华为敦促美电信监管机构三思：

华为关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禁止华为参与联邦补贴计划决定的媒体声明全文如下——关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禁止华为参与联邦补贴计划决定的媒体声明：

华为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投票通过禁止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资金购买华为设备的决定表示反对。FCC的此项决定基于片面的信息及对中国法律的错误解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不仅违反了立法的正当程序原则，也涉嫌违法。

而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兴通讯对此事的声明出现。

其实回顾美国对华为和中兴通讯打压的这些年，可以发现华为一直在不停申辩和反对，态度坚决，而中兴通讯则相对保持安静。同样来自深圳的两家科技巨头，为何做法迥然不同？

也许从中兴通讯的过往中可以找到些许答案吧。

中兴通讯的“黑历史”

看美国对中兴通讯数次制裁的过程：2016年3月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针对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实施出口管制，要求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下的产品供应商须申请出口许可证，才可以向中兴通讯供应该等产品。

2017年3月9日，美国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就遵循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及美国制裁法律情况的调查与中兴通讯达成协议，对其罚款8.9亿美元。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激活为期七年的拒绝令，实施第三轮处罚。

这一切的起因，是2016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在调查中发现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向包括伊朗、朝鲜在内的受制裁国家再出口美国受管制产品，同时公司高管还支持法务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相关的风险规避方案。

妨碍司法调查

除出口违规以外，中兴通讯还被美国司法部门发现其提供的实质性虚假陈述违反了美国若干刑事法规，由此被法院认定妨碍司法公正。

在2017年4月的和解协议中，中兴通讯除了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财政部支付的4.6亿美元行政罚款之外，还向美国司法部（DOJ）支付了4.3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和没收款项。这一罚款，基于中兴通讯在调查过程中因提供信息及其他行为违法了相关美国法律法规而同意认罪和解。

根据法院的文件，尽管知道一个针对其对伊朗出口行为的大陪审团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兴通讯还是采取了多项措施向美国政府隐瞒相关信息：文件披露中兴通讯制定了精心的计划，通过其辩护律师雇佣的司法会计事务所来销毁其与伊朗交易有关的数据；中兴通讯还要求涉及到伊朗交易的每个员工签署保密协议，并成立了一个合同数据归纳小组，从数据库中识别和删除与这些交易相关的所有数据。

明知司法部门正在调查，还试图掩盖违规行为，实属错上加错，中兴通讯由此向美国司法部支付的罚款款项也高于其他部门。

有违诚信

在2016年3月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达成的和解协议中，BIS做出了为期七年的拒绝令，包括限制及禁止中兴通讯申请、使用任何许可证，或购买、出售美国出口的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约束的任何物品等事项，但双方同意在中兴通讯遵循协议要求的各项事项的前提下，上述拒绝令暂缓执行，直至七年暂缓期届满后予以解除。

BIS正是基于这一条款，认定中兴通讯未能严格遵循和解协议要求的事项而激活了七年拒绝令，导致中兴通讯三度受罚。

在BIS公布的官方文件中详细介绍了中兴通讯违反相关事项的具体内容。作为双方和解内容的一部分，中兴通讯同意解职其4位高级员工，并对35名其他员工减少奖金或加以处分；中兴通讯并且还于2016年11月和2017年7月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两封信中称，公司已经或即将对此前认定违规的39名员工进行了处分。

但实际上，在美方加紧调查之后，中兴通讯在2018年3月承认其“没有全面执行”处分措施，只解雇了4位高级员工，但其他需要介绍奖金或加以处分的35名其他员工中，除了一名员工之外，所有相关员工都拿到了2016年的奖金；并且中兴通讯也承认其在2017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信中存在“不准确之处”，希望美方理解暂缓制裁。

美国商务部执行秘书长Richard R Majauskas在文件中评估了中兴通讯的回应，并考虑到中兴通讯曾因妨碍司法调查而被美国司法部罚款的过往，他由此认为中兴再次进行了欺骗之举，做出了虚假陈述，还重复违反美国法律，最终签署了对中兴通讯激活拒绝令的文件。

在一般人看来，中兴通讯没有按要求对相关违规员工实施处罚或许还充满了人情味，但从法律角度看，中兴通讯已经认罪，却还在缓刑期做出失信之举，并在美方调查时继续提供虚假陈述，在法律层面上已经涉嫌欺诈，被罚着实不冤。

除了美国，中兴通讯还在2013年被媒体报道称，高层涉嫌行贿，遭蒙古国家反贪局逮捕调查；此外，2015年三月，有媒体报道称时任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吴海因涉嫌行贿中国联通高管畏罪出逃。

所以，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中兴通讯默不作声并不是因为软弱，而是理亏。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比起资本，人才，技术，员工理念的职业道德才能真正决定生死。我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中一再强调：中方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政策，合法合规开展经营。而中兴通讯的做法符合这一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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