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周总理是一位脾气格外温和，处事不惊之人，但是他却在1973年大发雷霆，更是高喊“周门不幸”。这次外交事故便是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雅典事件”。那么，周总理为何极度震怒到要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呢？

1972年6月5日，新中国与希腊建交，在2月2日中国外交部周伯萍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希腊大使，在任命出台不过一个月，周伯萍便离开家乡远赴希腊。

就在次年初夏的一个午后，周伯萍在大使馆外发觉警卫变多、来往车辆频繁，内心不仅起了警觉，并派人打听，是否有自己不知情的外交活动。翻译在查找信息之后如实报告，当天的确是有科威特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但距离招待会开幕只剩十几分钟，格外紧迫。

按照惯例，中国驻外国的大使参加活动之前，翻译应当先将递到大使馆的请帖送到大使面前过目，并详细报告邀请活动的参会人员、活动内容，如若举办活动的场所陌生，相关人员还要与司机先去探路，之后再接送大使前往。

不过在距离开幕只剩十几分钟时，周伯萍忽略了这些应当走的惯例细节，并没有索要请帖，也没有询问翻译和司机是否曾经先来探路。

周伯萍

正是这个疏忽，为之后发生的乌龙事件埋下了隐患，中国的翻译与司机虽然知道科威特的国庆招待活动，但他们事先并没有去过科威特大使馆，也不知道方向与地址，粗略判断距离应当很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使馆的东南方向还有另一个以色列外交官邸。

一行人只知道跟着车流大部队前进，并没有在意自己走的道路方向是否正确，而路边的警察也稀里糊涂地指挥起交通来，看着警察的手势，领队的人更有信心，毫不回头。就这样，周伯萍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以色列外交官邸，在下车之后，周伯萍是一头雾水。

由于刚来希腊不久，他并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更不用说以色列大使，看着站在门前的外国面孔，他误以为那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之后急忙与其握手，在匆忙之中连挂在门口的国旗都没仔细查看。

在看到周伯萍如此诚恳握手之时，美国记者十分诧异，毕竟当时中国与以色列并未建交。美国记者便问道：“您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然承认以色列？”

在嘈杂之中，周伯萍与翻译将对方的“这里”听成“雅典”，面对这样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他以为又是西方媒体前来挑衅，开口就怼了回去。

直到离开以色列外交官官邸之时，他才在其他人的提醒之下，猛然发觉自己犯了大错，但此时美国记者的新闻稿已然发了出去，大错已经酿成，只能等待处分。

没过几天，周伯萍便因为犯错被召回国内，周总理对于其粗心犯错格外愤怒，认为雅典事件“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此时周伯萍才知晓，周总理已然将这次外交乌龙称为“特大丑闻”。

一向温和的周总理罕见发火：“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想要理解“雅典事件”的严重程度，我们还要从中国与以色列的复杂关系开始说起。

由于在近代时期，中国并没有存在反犹太人的情绪，再加上同为战争受害者，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对犹太人的复国运动是同情立场。

一些犹太人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其中有坚持在新四军从医4年，后任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卫生部长的罗生特，以及在山东反扫荡战场上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员希伯。在1947年，联合国巴基斯坦分治决议以及1948年的阿以战争之中，国民党一直持中立态度，而解放区的主要报纸则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持支持态度，认为这是一场由英国人挑动，阿拉伯人发动的反犹太人战争，犹太人的行为是正义的抵抗。

从这方面来看，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以色列的态度与当时的苏联是一致的。

在1949年的3月份已经败退广州的国民党发表了对以色列国的承认，而以色列方面则采取了回避态度，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次年1月份，以色列的外交部法律顾问签署同意承认新中国政府的文件，他们主动表态：“一旦出现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争斗，他们将会把赞成票投给新政府。”

外交部长夏利特更是致电周总理，正式承认中国新政府，对于肯定中国予以感谢，但此时国际形势变化多端，中国顾虑中东形势，并未与以色列建交。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1954年，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美国正在积极的策动组织中东侵略体系，企图用这个体系把美国在西方与东方的体系联合在一起，形成一条分裂世界的包围圈，以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为了打破美国的幻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新中国必然要争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周边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等国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相当密切，并且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正好与中国西部地区接壤，与其交好，可以保证中国的边境安全，也可以借此稳定国内部分穆斯林民族的情绪。

在逐渐偏向阿拉伯世界的前提之下，中国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与阿拉伯国家的各类运动，将其作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在这大环境中，以色列不断亲美，同时又公开响应“艾森豪威尔”主义，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外交关系日趋冷淡。

关系走向冰点，中以建交显然不可能，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战后重建与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争取和平环境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追求任务，开展广泛的世界和平统一战线活动是重中之重。

由于阿拉伯国家数量更多，再加上他们大多是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流砥柱，而阿拉伯国家的对立面，正是以色列政权，中国多次表示反对以色列的侵略过程政策，以色列也强调自己执行亲美政策，在这样剑拔弩张局势之下，二者不可能有信任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上的矛盾。

此时，中国外交方面意识到，在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大大超过以色列，如果能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无疑会加速我们加入联合国的步伐，也能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毕竟阿拉伯国家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消灭帝国主义，消灭新老殖民主义，发展双方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与西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求同存异”获得了阿拉伯世界广泛的信任与尊重，而阿拉伯世界也获得了中国的信任反馈，在这之后中阿关系日益紧密，这也意味着中国与以色列之间交往的大门正在被逐渐关闭。

可以说万隆会议是中国中东政策的分水岭，对正在孕育中的中以关系影响是巨大的。二者的关系几乎在当时陷入冰点，在国际交往之中，中国甚至公开表明：

“（以色列）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巴勒斯坦人民、中东人民的工具，它所推动的是地地道道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政策”

“是帝国主义支持操纵下犹太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它仅仅代表着犹太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垄断财团的利益，而同广大犹太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毫无共同之处。它是阿拉伯人民的死敌，也是犹太人民的蟊贼。”

在中国口中，以色列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统治下的军国主义实体，其政权被资产阶级垄断，对内不仅压迫和剥削了犹太劳动人民，还对阿拉伯实行了反动的种族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外交预判上，以色列就是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个小卒，而美国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本营。

就算在70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支持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在外交会议上，中国多次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人民的奋斗事业，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继续拒绝与其建交。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虽然与以色列同行会有私人交往，但对于二国的关系改善却并不抱太多希望。

在这个背景之下，周伯萍忽然闯入以色列外交官员府邸，显然是与中国对外方针不符的，严肃来说，这就好比是打了新中国外交部门的脸，闹了一出大笑话。这样丢人，也难怪周总理会如此震怒。

不过在这之后，中以关系也走入了冰雪消融阶段。七十年代后期，中美关系却突然来了一场大转变，中美联合公报的发布给了中美关系复苏的信号，而国际形势的改变，也让中国在新的环境之下多了一种观察视角。

相比于之前强硬的态度，中国开始换一种方式重新审视中东形势。

周总理也在会议中表示，以色列现如今已然成立，我们再怎么反对也不能把它消失赶走，我们要承认以色列在中东的存在，反对“把以色列扔到大海里”的口号。

我们应当把反对以色列当局的侵略扩张政策和种族主义同宗教仇恨相区别，把以色列统治阶级与广大的劳动人民区分开来，不能凡是犹太人都反对，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应当是平等和平相处的。

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的变化之下，中国对外政策逐渐走向务实，毕竟苏联在几千公里的边界上对中国实行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动荡十年的破坏，国内经济状况不太乐观。

中国开始思考，在国际上谨慎地与美国开展反苏策略同盟，并与其他中小国家搞好关系，在1979年粗略估计，中国与12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这120个国家之中并未出现以色列的身影，但中国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显然已经与过往不同。

这些都是后话，在雅典事件发生之时，中国以色列并未像之后一样缓和关系，在严肃的外交问题上，周总理是绝不肯含糊。

在1973年的5月19日，外交部将对周伯萍的意见上报给了周总理，而在5天之后毛主席看到了外交部的报告。

对原文进行了批改，他删除“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这段话，将语言改得温和许多，认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对周伯萍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本来较为严重的一次外交事故，在毛主席的温和批改之下，性质缓和许多。

此时周总理内心愤怒也平息不少，在毛主席的批示之后再次写道：“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予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

虽然内心愤怒，但总理依旧是惜才之人，周伯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为外交事业勤勤恳恳，奔赴世界各地，虽说犯了错误，但苦劳依旧不少。周总理认为对于周伯萍要持鼓励态度，因此，他不仅没有像想象之中一样被处分免职，反而调任成了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就在雅典事件沸沸扬扬之时，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在5月20日来华访问，周伯萍还在允许中参与了接待工作，谈起周伯萍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之时，副首相主动提到，这件事有一定偶然性，他们警察指挥错误也要负一定责任。

在这次接待活动结束之后，周总理又特意把周伯萍留下谈话，周伯萍诚恳致歉，又感谢了总理对自己的宽大处理，而总理则笑着说：“你感谢应当感谢主席，是他亲自处理”。

在周总理愤怒喊出“周门不幸”时，不少人都心生疑惑，参加会议的李先念和方毅在结束会议之后更是询问周伯萍，他与总理是何关系。

周伯萍这样回答：“只是工作关系，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我是安徽合肥人，相距甚远，仅在合肥西乡姓周的就有九个家族，同姓不同宗。”

对于“周门不幸”，周伯萍又解释道：“大概是总理盛怒下的宣泄。”但在晚年，周伯萍写文章回忆，自己当时其实对李先念与方毅说了谎话。

周总理曾经与他进行过谈话，从工作谈到家事，足足谈了近三个小时，当然这并不是给他的特殊待遇，周总理在谈工作之外也喜欢与身边人谈家事，周伯萍并不是第1个，总理与他的办公室主任、警卫员都诚恳交谈过，有的还不止一次。

总理认为这样交谈对互相增进了解有好处，也是领导必须要做的工作。

在谈话间，二人其实都了解了对方与自己的亲属关系，只是并未挑明。

有位同志曾经向周伯萍透露过，周总理的家谱之中也有20个字辈，从周总理祖父起，五代的辈分是骏、贻、恩、秉、国，而周总理的恩字辈与周伯萍父亲的孝字辈正好相当，细细算来，周总理应当算是周伯萍的堂叔。

既然有亲属关系，那周伯萍又为何要避嫌撒谎呢？这就要从当时的环境形势说起。

虽然总理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与其他革命伙伴亲密合作，但在1957年开始，国内左倾风气严重，许多人对总理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现不满，多次批判总理是“右倾”，而总理也无可奈何。

如果周伯萍暴露了与总理的亲属关系，那么他若是在工作中出了差错，必然会牵连到总理，因此他便与少数的几位亲属约定，闭口不谈此事，就算有人问起，也坚决否定。

在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去世，当时的周伯萍正在阿尔及利亚担任外交大使，听闻总理去世消息，他沉痛异常挥笔写下一首悼念总理的七言绝句：曾经教诲萦回久，无限哀思遣却难。景仰高山勤六学，余生尽力效登攀。

回首看“雅典事件”，只能感觉到当时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不易，现如今的我们早已与以色列建交，大国崛起，工作人员工作流程的严谨度也非同寻常，这类外交事故再也没可能发生。

上一篇：现实版悲惨世界！暴风雪下的美国得州，人们犹

下一篇：这才是澳大利亚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