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干干净净的作文，干干净净的做人

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著名诗人、文化学者流沙河去世，享年88岁。消息最早在23日上午发出，但流沙河的家人随即否认了去世的传闻，表示还在抢救中。到了下午，老人还是走了。据流沙河的夫人吴茂华透露，老人走的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应该感觉不到痛苦，比较平静。

流沙河出生于1931年，成都人，原名余勋坦。回望一生，流沙河经历过理想的年代，后来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下放老家劳动糊口，平反复出后回到自己参与创刊的《星星》杂志做编辑，并将余光中等台湾诗人的作品介绍到大陆，后来他停止诗歌写作，潜心研究汉字与文化经典。

流沙河的诗作《理想》和《就是那一只蟋蟀》曾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许多年轻人也都耳熟能详，甚至背诵过“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如今，蟋蟀不复鸣响，许多文化和诗歌界的人纷纷表示纪念和惋惜。《星星》诗刊前任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专门撰写文章。流沙河的一生“有过曲折和坎坷，但他在经历曲折和坎坷之后，获得的是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一辈子干干净净的作文，干干净净的做人，留给我们的也是干干净净的文学庇护和人生庇护。”

作家阿来也对记者表示，“一名好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会走到生命终点，但好的作家，会依靠好的作品获得生命延续，而流沙河就是这样的作家。”

流沙河是笔名，出自《尚书·禹贡》：“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而在1957年，二十六岁的流沙河卷入风暴的巨浪中，一度是“河沉大海”。当时他写了一组诗，名为《草木篇》，没成想，成为了钦定的大“右派”。身边的朋友还开玩笑，既然是钦定，不知有没有黄马褂之类的，流沙河说没有。

蓝英年是流沙河的同时代人，只比流沙河小两岁。此前，蓝英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主动聊起流沙河。1957年，蓝英年是北京俄语学院的一名助教，在新华书店买到了流沙河的诗集《告别火星》。当时，流沙河提议并参与创办的《星星》刚刚开始运营，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官方的诗歌刊物。

蓝英年觉得流沙河的诗歌清新可喜，言之有物，与那些反映阶级斗争或抗日战争的诗不太一样。他还随口背诵《草木篇》里的句子。“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这是流沙河以白杨树为题写的一首诗。

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这样的诗句很容易招致灾祸，更严重的是，身边与流沙河有关或无关的人都牵涉其中。蓝英年将流沙河的诗推荐给了同屋的舍友老刁，老刁本来从不读文艺书，但很喜欢流沙河的诗，他的弟弟甚至还在团员大会上朗诵流沙河的诗，结果三人全部受到了批判。

流沙河喜欢苏俄文学。文革时期，他也经历了抄家和焚书。当时，他专门写过一首短诗，“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睛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

蓝英年是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到了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他写出了《寻墓者说》，流沙河专门托朋友跟他要一本，并题写了一副字作为回赠，里面是一首诗。“野外小河红莓花，梨花天涯喀秋莎。转眼兴亡悲往事，白发人听后庭花。”

1979年，《星星》复刊，流沙河也摘掉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在《星星》担任编辑，并加入中国作协。他一度“官授”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但从来不去开会。

1981年秋，他在火车上读到了台湾《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深受触动。第二年，他在《星星》诗刊上开设专栏，并出版了《台湾诗人十二家》，为每一位诗人撰写介绍文章，成为当时读者了解台湾诗歌状况的重要窗口，影响十分广泛。

这其中，余光中跟流沙河的缘分最深。余光中生于南京，比流沙河大三岁，战争年代都在巴蜀地区度过，算是同乡，也是同姓。余光中曾经写过《蟋蟀吟》，“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而流沙河则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为回应。“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

1996年，流沙河退休。尽管不再写诗，但依然关注文学。《星星》前任主编梁平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上午，流沙河到他的办公室聊天，谈起当下的诗歌写作和刊物。流沙河是《星星》诗刊的创始人。梁平印象很深刻的是，尽管已经停笔十几年，流沙河对于诗歌的看法依然很锋利，让梁平感同身受。

流沙河也跟梁平说起自己停笔的原因，一个是现在写出来超不过以前的自己，没有那种愉悦的感觉了。二是现在有的人写诗越来越离谱，莫名其妙，跟生活没有关系，读起来也无法让人感到快乐。他认为诗歌应该有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不能只停留在内心，那样就太无关痛痒了。

在诗歌之外，流沙河找到了新的兴趣点，那就是汉字和文化经典。他给海外的一家报纸开过名为《简化字不讲理》的专栏，讲述简体字背后的汉字故事与变迁史，并且在晚年把大量精力用来讲述《诗经》。

晚年的流沙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书虫”，每天必须读书，至少两个小时。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张老式的大床，常读的书搁在床上，占据了半边，被他看作是“命根子”。流沙河的儿子余鲲对媒体表示，流沙河生前还有遗憾，一些写作和研究计划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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