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4日，胡宗南心事重重，低着头，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跺着方步，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份电报，默默地看了几遍，很是不甘，又让身边的机要秘书读了一遍。听完后，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共产党这一手太厉害了，啧啧啧，太厉害了！他奶奶的，这一仗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接着又皱着眉头：“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到底是什么电报，为什么让胡宗南有如此异常的反应？让我们一起看看电报的内容。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这是一封明电，署名朱德。意思很明显，广告天下，国民政府你们密谋的军事行动，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奉劝你们不要再自相残杀、发动内战！

这好像也没什么嘛，怎么让胡宗南如此惊慌失措？

因为啊，这对胡宗南来说，那正是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天时地利人和，正值“志大才疏”（我军评语）、大展宏图之际，岂能出拳不成憋自己。

1932年，黄埔一期毕业的胡宗南已经经历了两次北伐战争和四大军阀混战，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体系，形成黄埔系“少壮派集团”。

他还与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利，胡宗南来到了西北，开始苦心经营他日后的西北王生涯。

1942年，第八战区成立，驻军在西安，胡宗南任副司令长官，虽说是副司令长官，但因为司令长官朱绍良并没有实际到任，所以胡宗南这个二把手，已经坐实了西北王之名。一时权倾西北，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挥斥方遒，岂不威风。

1943年5月，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解散了。

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于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至此已经存在24年。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么好的一个组织，为什么要解散呢？

因为战争。1942年，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这是苏德战场的重要转折点。苏联军队开始向德国法西斯匪徒发起全面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不过此时的德国依然强势，苏联也面临着巨大的伤亡，急需同盟国的帮助，需要联军在欧洲开辟新战场，夹击德军，缓解苏联正面抵抗德军的压力。

但当时同盟国强国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理顺国际关系，解除对立状态，苏联提出了解散共产国际，以便加强苏联同英、美的联盟，推动第二战场的开辟，促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

战争让大家走在了一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消息传开，蒋介石欣喜若狂，共产国际竟然自行解散了，这是籍以反对共产党的一个好借口，好机会啊！共产党的娘家都没了，没娘的孩子，收了他。

蒋介石先是安排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特务张涤非，在6月12日假冒“民众文化团体”的名义，召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个所谓“电文”，叫嚣共产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接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紧密配合，把这个消息广为散布，大造反共舆论。

国民党报刊狂叫：中国绝无产生共产党之条件，“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听听，歪理还真不少。共产国际没了，可人家苏联共产党没解散啊，解散，是为了更好的团结！

蒋介石搞权谋斗争的确有一套，大造反共舆论的同时，同步悄悄开始军事部署。他密电胡宗南，电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六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6月底，蒋介石下令把国民党驻守黄河的两个军调来，会同原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包围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队集结在边区周围达四五十万人，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为了避免过早暴露，胡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预定7月9日发起总攻，恰好是后来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就此准备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就在胡宗南认为一切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却突然在7月4日收到了这份来自延安、署名朱德的电报。

胡宗南一身冷汗，这一定是有人泄密，而且是身边紧密的自己人，会是谁呢？

他将目光转向了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熊向晖，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也是胡宗南的贴身心腹。不过他还有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的“后三杰”之首。受周恩来委托，熊向晖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除了是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还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工农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代，周恩来布下的局、安排的棋子，屡屡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这一次，又发挥了关键作用。

蒋的密电，胡宗南的秘密部署，熊向晖早在第一时间托人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

了解到老蒋想玩的把戏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资料，系统地揭露和批驳了蒋介石地《中国之命运》一书。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社论；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发表了《谁革命、革谁的命》，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的愚民哲学》等文章。

还刊登了《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一笔总账》、《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表》等资料。这些文章和资料有理有据，在政治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

不过，这一切都是伏笔，真正一剑封喉的还是朱德那一份明电。

当熊向晖收到这份朱德的电报时，内心极为震惊。因为这电报的内容和他发出去的情报几乎一字不差。从第一眼看到明电，到把这封明电亲自送到胡宗南手里，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的思考时间，怎么办？生死就在须臾之间。

明电引用了情报的原文，熊向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万般无奈下的一步险棋。而这部险棋，给熊向晖带来的却是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

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回顾下国民党军为了“闪击”延安所做的兵力部署，再对比下当时延安附近国共两军兵力：

国民党第37集团军由南向北发动主攻，甘肃平凉的第38集团军，再加上东线的阎锡山部，以及在北面邓宝珊部的围困，国民党这次行动共集中了四十万大军。

而此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只有第358旅、第359旅，总兵力不到4万人。

双方兵力的悬殊，达到了惊人的10:1。为了确保这次闪击延安的成功，蒋介石煞费苦心，还抽调对日河防前线的第34集团军所部第1军、第90军参与计划。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重视程度，远超日本人。

面对大兵压境的形势，中共中央沉着应对，根据敌我兵力对比，认为运用武装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难以成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使用“空城计”，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发动全国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

但这一招险棋，却将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陷入水火之中，那么身处险境的他该如何应对？

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尤其是这种长期潜伏的情报人员，早就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但是，光凭勇气是不够的，还得拼智慧。熊向晖拼了，拼的是自己对胡宗南的了解，决定置于死地而后生。

成败险中求！做好思想准备的熊向晖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

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说得是义正言辞，头头是道。其实熊向晖内心深处相当紧张，忐忑不已。因为这份情报正是他发给延安的，而他正是胡宗南要找的泄密人。阳谋的大戏还真是有些心惊肉跳，搞潜伏，心理素质不好还真不行。

胡宗南要熊向晖把他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然后退出。在这种场合，胡一向不让第三者参加。

当然，熊向晖已经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还好当晚，胡宗南召开了高层秘密会议讨论“这一仗到底打不打”的问题时，通知熊向晖参加，并没有对他多加怀疑。这时，熊向晖悬在嗓子眼儿的心，终于算是又放了回去。

会上，胡不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359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38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最后作了结论：“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电文大意：此时进攻，实属不妥，为长久之势打算，建议停止行动。电报核发时，还参照熊向晖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就在同时，中共中央把朱德的明电全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还分发给驻重庆的中外新闻记者。得知国民党这一丑恶行径，国内各界一致谴责蒋介石，国际舆论也是一片哗然，蒋介石一下子坐在了国际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1943年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闪击延安的计划就此破产。

国军闪击战不行，查内鬼的动作还是很“迅速”的。很快，负责调查此事的刘大军就有结果了。刘大军报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一是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二是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

看看，正是蒋介石安排的双簧戏，胡宗南认为砸了自己的脚。

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1945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七大发言中说：“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

说起熊向晖，他的故事还没完。这次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还不是他潜伏生涯的最大功劳。熊对中共的最大功劳是1947年3月开始的延安之役。

此次战役中共中央根据情报信息和战场态势决定：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而胡宗南投下了他所训练的三个集团军共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对于延安，本可围而歼之，但攻入延安以后，大鱼全部走光，小鱼甚至虾子都未捉到一个，而且在以后延安外围战斗中，好几个号称精锐的师都被共军歼灭。名义上是获得占领延安的战果，实际上是伤亡惨重的大败仗。

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周恩来引述毛泽东的话，熊一个人“顶得几个师”。其实，这还不足以形容熊的重要。

熊向晖的潜伏生涯一直持续到胡宗南将其送至美国留学。后来熊向晖在西安的联络人王石坚被捕，熊在西安住所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信封、信笺全被搜走，这才暴露身份。那时熊已获俄亥俄州第一学府——凯斯西储大学的奖学金，在该校攻读硕士学位。

1949年4月底，熊向晖受命回国，从纽约坐长途汽车到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客轮西行回香港，航程需时两周。熊在甲板上看着海浪，回忆往事，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是王石坚被捕，熊在西安的住处被搜查，熊和当时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竟都安然无事，个中原因，实在猜不透。

后来还是我们睿智的共和国总理为熊向晖解了惑。1949年7月的一天，时隔多年，熊向晖终于又见到自己的老领导周恩来了。周恩来非常高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1946年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介石看到，下令查办，不论中统、军统，都不敢马虎。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分，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

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你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东西被搜走，这都是明摆着的事。王石坚说是利用你们，鬼才相信。蒋介石特务机关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

有了这些线索，他们肯放手？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

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

三十多年后，周恩来正确的分析判断得到佐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著《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

叶翔之认为，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

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周恩来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接着，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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