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位列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在亚洲颇为盛行的佛教就起源于印度。

印度还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近年来在英、美等国家支持和帮助下，经济社会发展很快，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印度的政治野望也不断上升，近年来和日本一样，千方百计在谋求联国合第六个常任理事国地位。

但是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作为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印度人均水资源却因多种因素极度短缺，缺水危机特别严重。

虽然印度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大量抽取地下水，积极推动“内河联网计划”等，但其成效与执行力度仍远远不够。

印度的缺水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中长期前景更是不容乐观。可以说，印度若不能解决缺水危机，不用敌国动手，自己就能把自己逼上绝路

印度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平均年降水量约1140 毫米左右，多年平均年径流总量约20850亿立方米，总量不可谓不多。

但因其全国人口高达13亿多，加之水资源分布时空严重不平衡、管理粗放、用水效率低下、污染严重、周边水争端频发、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印度水资源短缺状况近年来持续恶化，以至于产生严重水危机。

其人均水资源量已从 1998 年的 1986立方米，到2005年时逼近人均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其后每况愈下，10年前已降到1580立方米，远低于世界平均值，预计到2050年将降至1140立方米。

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印度用水量正迅速增加，1990年的用水量为 5000亿立方米左右，10年前已增长到7610亿立方米，预计到2050年会高达1.447 万亿立方米。印度存在的严重水危机问题，对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乃至社会安定均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首先是严重制约印度农业发展，损害农民利益。6年前，印度粮食产量为2.6亿吨，基本可以自给自足。

但随着人口增长和食品结构变化的新要求，预计到2025年，印度需将粮食产量增至3.5亿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确保足量、稳定供应灌溉用水。

而严酷的现实是，印度地下水供应量已趋极限，未来供水量很可能大幅下降。同时，农田水利工程也已严重老化且管理不善，投资严重不足，很难在地下水供给大幅下降后担当起农业供水的重任。

可以预见，印度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农民生活将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印度北方的粮食主产区如旁遮普、北方邦、比哈尔等地将首当其冲。上述地区人口众多，在印度政坛的影响举足轻重，若局势动荡将直接影响印度政局的稳定。

其次，印度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受到制约。印度制造业仍严重落后，亟需加速发展，大幅增加工业用水是其必然前提。然而，印度在这方面的转圜余地极为有限。

6年前，印度工业用水仅占总用水量的2%，农业用水占比则高达91%。即使印度全力增加供水总量，工业用水的增长空间仍极为有限，压缩农业用水势在必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甚至估计，印度农业用水占比到2025年将降到70%。

这种调整必然极为痛苦而复杂，处置稍有不当即可能引发工农两大产业矛盾的爆炸性上升，工人及企业主与农民及农场主的冲突、工业发达区与农业发达区的冲突、城市与农村的冲突均可能严重激化。

而如不能有效压缩农业用水，则制造业必然难以发展，印度经济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此外，城市化进程也将受阻。10前，印度城市化率仅为31.3%，发展空间很大，而城市居民用水总是大大超过农村居民。若印度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足量的清洁饮用水，则其城市化进程必将步履蹒跚，甚至很可能发生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国内水争端不断恶化，印度各邦之间、各邦内部、上下游之间、工农业之间普遍存在复杂、长期乃至激烈的水争端，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甚至表示，“饮用水、灌溉水和工业用水的用户间在打若干‘小规模内战’”。

而且，饮水问题业已成为印度第一大公共健康威胁，印度国内86%的疾病同饮水质量直接间接相关。

特别是农村用水质量更加堪忧，近90%的居民提供饮用水或生活用水的地下水的卫生状况极为恶劣，19个邦的119个县地下水含氟量超标，西孟邦8个县地下水含砷威胁到1600万人的健康，比哈尔邦、查蒂斯格邦和北方邦同样存在地下水含砷的现象。

印度的水资源特别丰富，但却出现如此严重的缺水危机，主要原因是：

首先，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平衡。在空间上，北方水资源丰富且较稳定，南方和西部水资源总体偏少且极不稳定。北方有喜马拉雅冰雪融水以及季风降雨这两个补给源，水源稳定，全年不断流。

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格纳河水系汇水面积达109.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33.5%。年平均径流量达1.11万亿立方米，占全国的59.4%。年可利用水资源量2740亿立方米，占全国的39.7% 。

南方的德干高原诸河发源于内地，水源地补给有限，主要依靠季风降水，水量不稳定。枯水期漫长乃至出现断流，丰水期降雨量又往往超过河流容纳能力，经常酿成洪灾。

近年来还多次因季风推迟或降水偏少而酿成严重旱灾。印度西部的拉贾斯坦降水不足每年150毫米，从中央邦到泰米尔纳都邦的广阔地带年均降雨量低于500毫米。西海岸及东北地区年均降水约2500毫米，东北部梅加拉亚却高达1万毫米。

在时间分布上，每年6到9月为雨季，90%以上的江河补给量在4个月内完成，雨季15天内的降水量甚至可占到全年的50%，其他季节均干燥少雨。

其次，用水效率极为低下。印度农业用水极为粗放，2010年农业用水量达6880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91%，每耗水1立方米仅产粮约377克，而同样耗水1方在中国可生产粮食约1200克。

灌溉方式落后，灌溉水有效利用率极低。地面灌溉、喷灌和局部灌溉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率分别为60%、75%和90%。

而这三种方式在印度 6396.2万公顷灌溉田中的比例分别是97%、2% 和1%。印度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率仅为35-40%，其中地面水的有效利用率为38-40%，而地下水的情况还要差些。

印度生活用水极为低效，并且浪费严重，德里、孟买等大城市因泄漏、爆管、偷水、管线老化等造成的损失更是高达40%以上，其他城市情况也与此类似。

其三，水污染特别严重。印度全国的污水处理率仅为31%，有70%的水体受污染，水质在联合国2003年发表的《世界水发展报告》122国水质排名中仅列第120位。

印度地下水普遍受盐水入侵所苦，旁遮普、泰米尔纳都、北方邦、德里、马哈拉施特拉等10多个地区一直存在盐水入侵问题，拉贾斯坦和哈利亚纳甚至有19万平方公里地区的水资源因盐水入侵而无法饮用。

印度的水危机牵涉到极为复杂的国际因素，印度北方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等大江大河的上源位于中国、尼泊尔、不丹等国境内，水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达30.52%。

印度每年的出境水分别流入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邻国。印方与上述六国中的巴基斯坦、孟加国、尼泊尔、中国均有现实或潜在的水争端。印度水危机趋于恶化可能加剧已有争端，激活潜在争端，加剧地区动荡。

首先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的水争端。主要是印度河水系各大河的上游均在印方或克什米尔境内，下游在巴境内，巴方受制于印方。

1948年4月，印度未与巴基斯坦协商，突然切断上游供水，直接影响到下游地区城镇用水，令巴基斯坦农业受到严重威胁。两国经过1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德里协议》，印度同意继续供水，巴方被迫妥协，同意为此付费。

但双方对此均不满意，争议不断。直到1960年，经世界银行调停，印巴签署《印度河水条约》。

虽然几十年来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少有缓和，而且印巴水争端明显升温，但基本都是在《印度河水条约》框架内的争议，且通过条约规定的流程都得到解决，至少得到阶段性解决或缓和。

但《印度河水条约》存在一个极大的漏洞，那就是没有涉及地下水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开始在旁遮普地区抽取地下水，抽水量日渐增大，巴方指责印方抽取属于巴基斯坦的地下水，是“偷水”行为。

另外，印巴两国关于《印度河水条约》的争执焦点主要集中在西部河流上游河段的利用问题上，由于对这一问题表述颇为模糊，权属不够明晰，极易引发争端，更何况是在印巴这对互不信任的对手之间。

印巴的另一大争端在于印度计划将尼卢姆河改道，建立吉申根加水电站，发电后的水流再返回杰卢姆河。巴方对此强烈反对，表示协商不成将考虑提交国际法院解决。

在印巴水争端中，巴基斯坦高度依赖印度河水，且西部三河和东部三河的上游都要流经印控区，所以巴方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均处于不利地位。

近年来水争端已导致印巴关系明显波动，巴基斯坦认为印度蓄意谋求将巴变为一片沙漠，巴方高层近年来不断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印方的不满。

2009年，巴总统扎尔达里公开表示：“巴基斯坦的水危机与印度直接相关。”巴前外长甚至表示：“印度阻止巴基斯坦获得自己正当份额的河水可能导致战争。”

特别是随着用水量的大幅增加，印巴两国国内水危机均都更加趋于恶化，并且双方互信趋弱，关系改善步伐多年停滞不前。印巴水争端在未来必然会继续发展，不能排除其在特殊情况下迅速升级甚至诱发冲突的可能。

其次，印度与孟加拉国主要围绕恒河发生水争端。孟加拉国水资源对外主要是对印度依存度高达 91.44%，其生命线系于从印度境内流入的恒河（孟境内称帕德玛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孟境内称贾木纳河）和梅格纳河。

1971年孟加拉国宣布独立，此时印度在恒河下游修建的法拉卡大坝进入完工在即，其运行将大幅减少流入孟加拉境内的恒河水量。

孟加拉国积极与印度进行磋商，但印度根本不顾孟加拉国的抗议，继续单方面从恒河上游取水，导致孟加拉国水量大减。

恒河对印度虽极为重要，但对孟加拉国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走投无路的孟加拉国被迫将争端提交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第 31 届联合国大会讨论，得到普遍同情。

1976年12月起，两国开始进行谈判，但一直僵持不下，纠葛延续多年，经过多轮磋商，终于在1996年签署有效期30年的《恒河水分享条约》，这一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印孟之间在提斯塔河上也存在水争端，印孟早在1974年就开始围绕提斯塔河水资源分配进行谈判，但一直进展不大。

孟加拉国对印度的“内河联网计划”也表示严重忧虑，因为从印度流入孟加拉境内的52条河流有51条将纳入该计划，必然严重影响孟加拉用水安全，孟加拉水利部长公开表示“绝不会同意”印方计划。

其三，尼泊尔与印度的水争端有点特殊，与印巴、印孟水争端不同的是，尼泊尔全境水资源丰富，该国根本不缺水。所以尼印水争端的核心不在于分水问题，而在于水利水电建设和防洪工程的风险、成本分担及收益分享问题。

尼方认为，尼印两国合作建设水利设施的萨拉达大坝协定、科西河协定、甘达基河协议、塔纳柯普尔协定、马哈卡里条约等均为不平等条约。尼印水利“合作”根本没有顾及尼泊尔利益，而是完全为印方利益服务的。

这些水利设施不但大量占用尼泊尔大片的国土，并且主要是耕地，而耕地是高山之国尼泊尔的稀缺资源。并且尼泊尔在大坝管理之中的意见无足重轻，根本没有受到印度的重视，甚至洪水来临之际，受到威胁的尼泊尔也无法开闸泄洪。尼泊尔对这种情形极为不满，并力求在其后的水利建设上谋求改变。

中印“水争端”主要因为中国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森格藏布等大河流入印实际控制区。尽管中国对境内的水利开发采取了审慎且负责任的态度，但印度仍然极为戒备。

2002年起，印方学者和媒体开始频繁炒作“雅鲁藏布江改道”问题。称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中的“大西线”，将从青藏高原将雅鲁藏布江改道引往黄河上游地区，这一举动将威胁到下游地区20亿人的生存。

事实这只是印度媒体和部分智库的想当然，中国根本不存在大西线工程这一计划。另外，印度对中国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开发颇有微词，一直大肆炒作中国水利开发导致雅鲁藏布江水量缩减的言论，并且对于中国在森格藏布等藏西河流的水电开发也心怀不满。

印媒热炒“雅鲁藏布江改道”问题的时间是2002年前后，这时正是印度国内热议全国“内河联网计划”，因而不能排除这是要给印度自己的“内河联网计划”打掩护。

印度国内和西方有些观点还不负责任地鼓噪中印水冲突，大谈印度如何占得先机等。相对于与巴、孟、尼三国的争端，印度与中国的水争端仍处于“潜伏”状态，尽管印度民间已有人将其视为中印关系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但印度官方的态度仍较为审慎。

然而，如果站在亚洲地缘政治的高度来考虑这一问题，并结合近年来中印复杂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中印边境军队对峙情况看，将来的中印水争端将会远远大于印孟或印尼水争端，至少应于印巴水争端持平。

印度的水危机原因复杂，现状严峻，其有效应对也极为困难。尽管印度已尝试了各种应对方式，但现状仍不理想，前景不明，难以乐观。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印度国内的水资源由各邦管理，这就造成典型的“公地悲剧”，各方竞相争利卸责、抢占资源的短期利益压倒永续利用的长远利益、各邦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要求，压倒国家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集体原则。

各邦恶性争夺水资源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全力开发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水资源，极力反对上游的水利开发活动，又以一切理由缩减分配给下游的水量。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各邦纷纷回避治理污染的责任，自身大肆向河流排污，同时又不断指责上游地区，要求其“承担责任”。

与争夺资源相比，节水增效并未得到真正重视，因为各邦认为节约下来的水资源将流入下游地区，自己一番辛苦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

更有甚者，某些邦甚至放任水资源浪费现象，认为任何节水工作都可能导致本邦所分配的份额进一步缩减，故而有意识地维持较大的用水量，以此作为邦际水争端中的要价筹码。

印度宪法和具体法律为中央政府干预水务管理留有出口，宪法中关于中央政府应保障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条款，是可以作为中央政府干预行动的法理依据的。

另外，《流域机构法》规定中央政府可设立流域机构进行水资源统筹管理，但历届中央政府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妨碍中央政府的主要不是法律因素，而是政治考虑，即这种果敢的干预将严重开罪各邦特别是地方政党，从而威胁到本党执政地位乃至政治前途。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段内，“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目标仍将难以实现。

在国际水资源合作方面，印度的表现可谓喜忧参半。就积极方面而言，印度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均签署并执行了水资源分配条约，与尼泊尔和不丹均有联合水利开发项目。

印度虽对中国的水利开发活动疑虑颇深，但印政府的反应仍较为理性。就消极方面而言，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水资源争端近年来已明显激化，有效期30年的《恒河水资源条约》到期日渐临近，孟加拉国对印度进一步开发乃至分流恒河或布拉马普特拉河水资源的消息高度警惕。

随着印孟巴三国的水资源短缺进一步凸显，相关水争端很可能严重激化，并威胁南亚地区安全。

印度虽然在《国家水政策》中明确表示，在与邻国磋商国际河流的水资源管理与分享问题时，印度应采用双边方式，且必须与相关各邦密切磋商。

然而，印度的重要国际河流如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等均涉及三个以上当事国，双边模式无法保障河流的全流域管理。

这种情况和印度国内糟糕的流域管理相结合，严重妨碍对国际河流的科学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更何况相关各邦的态度也将构成严重制约。

尽管水利专家甚至印度总统均表示印度亟需实现从“水资源开发”到“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范式转换，但印方应对水危机的实际总体思路仍然偏向于供给方管理，严重忽视需求方管理，习惯思路仍然是增加水供给，却不愿果敢地控制水消费。

20世纪60年代起的地面水供应不足及低效促使很多地区转向地下水，地下水不足的现在，印方又推出了“国家地下水补给计划”或各邦的地下水回灌计划来继续增加供给。

“内河联网计划”的核心同样在于增加“缺水区”的地面供水量，其代价则是缩减“丰水区”乃至下游国家的水资源。各邦跨邦河流争端的实质多在于增加本邦的用水份额。

在国际上，印度考虑更多的也是争夺更多的水资源份额而非对其进行科学管理。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有意无意地忽视管理机制改革和节水增效几乎是必然的。

于是乎，流域管理、一体化管理等设想始终难以落实，而跨邦水争端的解决机制倒是得到了异乎寻常的

节水增效得到的重视本已不够，而复杂的政治考虑更导致极为紧迫的农业节水成为最薄弱环节。

印度的水危机短期内必然难以缓解，其中长期前景也不容乐观。当然，极端严重的水危机也可能倒逼出更为认真、更为果敢的应对措施。其核心应包括：推进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制止各邦的恶性竞争，有效推动节水增效。

印度即便做出最大的努力，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仍无法在短期内扭转危机的整体恶化趋势。印度的水危机是长期形成的，其中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原因，危机的缓和乃至解决也必然需要长期的、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

就有效应对水危机而言，印度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领导人和整个社会，均任重而道远，可以说，印度要解决不好缺水危机，未必需要他国动手，自己就能把自己玩死了，国运也将极其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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