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报告了一名14岁学生的死亡。

这名山东滨州的学生死于一种烈性传染病——炭疽，和他一起感染这种致命疾病的，还有一名35岁的男性。

7月25日，35岁的男子B在14岁的学生A家中宰杀了一头牛。

屠宰过程中，学生A来来回回地经过屠宰现场，还帮着搬运冷库牛肉。尽管这头病牛流出来的血是黑色的，内脏泛着异味，但现场的屠宰老手们并没有谁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直到3天后，A突然开始发烧、疲劳、干呕、腹泻、抽搐，当晚便被送往村卫生所进行诊治。

7月31日，迟迟不见好转的患者，突然开始昏迷、锁骨疼痛，这时他才被转送至滨州医科大学医院。

一位当地的知情人士告诉八点健闻，“耽误了，当时去医院的时候，人就快不行了”，治疗7天后，8月6日，患者自愿出院，并于当天死亡。

后经山东省疾控中心的专家判断，他死于肠炭疽或脑膜炎炭疽引起的败血症。

炭疽，是炭疽杆菌引发的烈性传染病，在二战期间，日本的731部队曾使用炭疽杆菌作为生化武器，投放在中国战场，因而臭名昭著。

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过后一周，有人把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往美国数个新闻媒体机构及民主党议员，造成5人死亡、17人感染。

2016年，俄罗斯现炭疽疫情28人感染 卫生专家前往当地调查（视觉中国）

炭疽是一种人畜共患病，与牛马羊及其制品频繁接触的农牧民、毛皮加工工人是高危人群。牧区是主要的风险区，据统计，新疆、甘肃省、青海省和四川省共占全国病例数的 60%以上。

原发性炭疽中，肺、肠炭疽比较凶险，皮肤炭疽最为常见。

中国工程院院士、动物传染病专家陈焕春告诉八点健闻，只要及时提供好的、对症的抗生素，大部分炭疽是可以被治愈的。

“皮肤炭疽如果正确治疗，一般都没有问题”，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判断，“山东这位14岁的患者，因为治疗不及时，从胃肠炭疽变成了脑膜炎、败血症，这种情况病死率是比较高的”。

另一名35岁的男子仍在山东的传染病医院隔离和治疗。

这其实是8月份的报告的第三起炭疽疫情了。

夏季是炭疽的高发季。“炭疽是一个老病，芽孢杆菌很顽强，能在被感染的动物的尸体中，甚至体外存活很长时间”，陈焕春院士向八点健闻解释，“如果下雨，水一冲，就会把埋动物的这个地方冲出来了，一旦冲出来，病菌就暴露在地面上，会引起新一轮人或动物的感染”。

8月9日，北京市报告了1例肺炭疽病例。一名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有牛羊制品接触史的患者，在发病4天后由救护车转运来京就诊。

8月12日，山西省文水县发生疑似炭疽疫情，9名屠宰肉牛的村民出现四肢丘疹、水泡、溃破结痂变黑等皮肤炭疽感染症状。

截至8月30日，至少有18个省份报告了炭疽病例67例。

基于多地发生的炭疽疫情，中国疾控中心于2021年8月25日召开了“全国炭疽防控技术培训视频会”。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炭疽杆菌是一种遥远的、可怖的生化武器。

但对于牧民和动物养殖从业人员而言，炭疽病是切实的、身边的威胁。

2019年，佛罗里达大学地理系空间流行病学与生态研究实验室的杰森·K·布莱克本等人在《自然》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称，“全球有近 18.3 亿人生活在有炭疽风险的地区”。

不过，由于炭疽基本不发生人传人，所以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职业暴露，感染疾病的风险并不大。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对人畜共患病的重视和各项检疫措施的逐渐落地，我国炭疽发病率有所下降，近10年间，全国每年报告的炭疽发病数一直稳定在200～400例，处于较低水平。

然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尽管绝对数目在降低，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且人口流动越来频繁，这些本来囿于一方的传染病开始突破地域的限制了。

这一次，炭疽“跑”出了有草原的新疆、甘肃等传统西部疫区，突进了山东，甚至来到了北京。

而且，此次山东滨州炭疽案例似乎意味着，这些潜在的边缘风险点，还没做好准备。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把发病率降下来，（是因为）动物疫苗用的肯定是比较好的”，李侗曾分析，炭疽是有疫苗的，除了可以为高风险职业的人群接种疫苗外，还可以为动物接种疫苗来从而将预防关口前移，降低发病率。

在山西发生炭疽疫情后，新京报采访了多位受炭疽影响的山西文水县保贤村养了近百头牛的养殖户，牛犊进入保贤村的养殖场后，养殖大户们会为牛犊注射口蹄疫疫苗。

但对于个体或小规模的养殖户、牧民而言，为牲畜接种疫苗，不仅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还要承担疫苗的安全风险。

因此，在中国，动物疫苗的接种率并不算高。

我国脱胎于小农经济的养殖业也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难题，不少养殖户们仍与家畜混居，而人畜混居最大的问题，便是卫生和人畜共患病问题。

一位从事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研究的专家还告诉八点健闻，山东滨州炭疽疫情中涉及的病牛的买方和卖方都在逃避检疫，是违法的，“但只要有利益，就有人想尽千方百计来做这些事情。”

而且这些原本被无害化处理的染病动物，其终点不是买卖，而是食用。

据新京报报道，文水县当地购买一头牛犊要花费7000-12000元，到出栏前，不算人工，饲料也要近8000块。巨大的纯投入，使得养殖户们几乎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主动将病牛无害化处理。

李侗曾告诉八点健闻，“很多炭疽病例，都与私自屠宰患病动物有关系，明知道这个动物已经病了，但是部分牧民、养殖户不舍得，就只能私自宰杀了，把这肉给分了吃了，甚至送人了，卖了”。

跨区域流动风险提高、逃避检疫、疫苗接种率低，不懂无害化处理，食用染病动物，在不发达的的乡村、牧区，形成了一条隐秘的人畜共患病传播链。

炭疽、鼠疫…….这些古老的人畜共患疾病，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落。

在各类传染病中，相较于每年逾百万病毒性肝炎、70万左右的肺结核，同为传染病的炭疽病不是常见病。

这些对人体损伤危害极大的烈性传染病，通常要通过动物的监测才能发现。草原上遍布着的牛羊尸体，也许不曾吸引人们注意，但一旦传到人身上，发热、乏力、呼吸衰竭，往往一周之内死亡。

但尴尬之处在于，在中国，人和动物的疾病管理，分属不同部门。

人体健康，由国家卫健委统管，传染病疫情在其中有专门的疾控体系，动物疫情归在农业部下面的畜牧局，而具体负责处理疾病的又是另一套医疗系统。

一位内蒙古鼠疫防治专家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2019年的鼠疫，地方病所检测到动物携带鼠疫的情况有所增加，并报告了疾控部门，但是医疗系统并没有接到预警。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雄先乡兽医站才仁卓玛2021年6月发表在《兽医导刊》的文章，同样提及基层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存在防疫工作人员素质高和队伍老化等问题。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是疫病监测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福利待遇不高和工作条件差等导致基层防御工作队伍落后，许多畜牧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地区工作，导致岗位的流通大，队伍结构不稳定，影响农村地区疫病监测的效果。”

成规模的养殖厂，或许还能监管得当。但分布在草原上的牧民，作为炭疽病毒的潜在的暴露人群，难以统计，更难以针对他们进行疾病的防控。

更不要说，还有庞大的分散在全国草原牧区周边的乡镇村落中的人群。

虽然针对炭疽的人用和兽用疫苗已经问世多年，但“最后一公里”的道路仍不好走。尽管兽用炭疽疫苗价格并不昂贵，但牧民仍因害怕承担牲畜死亡的经济损失而不愿给牲畜接种。而人用炭疽疫苗是有创操作，更不容易被人接受，且免疫保护期短，只有一年左右，反复接种注定了依从性不会太高。

从现有的防疫过程来看，人、动物、环境健康依然各自独立，并没有将动物作为整体健康监测的重要环节。

所以，人畜共患病一直是中国的传染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陆家海曾公开指出，研究表明约 75％的新发病感染属于人畜共患病 ，其中71.8％的病例是动物传播导致。

“公共卫生系统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他主要是给狗打狂犬疫苗，人是不打的”，汕头大学病毒学家常荣山则是以狂犬病为例，介绍了预防关口整体前移的好处。1938－2018 年，美国共报告了 588 例人类狂犬病病例，而中国2018年一年就报告了422例。

陆家海提到，在我国除常见传染病监测外，几乎没有疾病监测系统能够有效地整合人类和动物病例数据和信息，这就导致无法检测到新发人畜共患病。

待疫情暴发时，只能采取被动应对策略。

陆家海就《动物防疫法》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建议，应建立对动物从业人员身体状况的监测体系，改变目前以医院为主的防控形式。通过及时观察并以此建立预警系统，便能够有效地防控新发传染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

对于炭疽这样一种古老的疾病，虽然数千年来人类做到了将它的领域缩小到草场范围内，但并不能完全消灭它，它总在暗处，时不时闪现，给予我们致命一击。这一次遭殃的，是山东滨州14岁的学生。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不止，动物繁衍生息，大自然循环往复，动物健康与人类疾病紧密相连，是时候让传染病防控关口向前迈进一大步，从动物防疫接种疫苗开始。

于焕焕、陈鑫、朱雪琦丨撰稿

徐卓君｜责编

本文首发于

尊重原创版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