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有云，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为天下敌。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站队很重要，要么忠人之事、要么择木而栖。职场即战场，能不能站好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职业发展的前景和结局。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一看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失败领导——蒋介石，和他的5位骨干员工——跟随老蒋逃往台湾的5名国军上将的故事。

可谓是：同僚不同命，同命不同运。

蒋介石

何应钦是绝对的国民党大佬。

1909年就加入了同盟会，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内战剿共以及抗日战争多重洗礼，作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任职军政部长达十五年，还担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以及国防部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

抗战时期升任陆军总司令，并作为国军代表受降。黄埔时期，受校长蒋介石推荐担任总教官，是国民党内中央军与黄埔系的代表、蒋介石的嫡系。

可以看出，何应钦相当于国民党的首席运营官，也就是COO，协助CEO蒋介石进行日常事务的处理，绝对相当于公司的初创骨干员工，位高权重。然而，像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骨干员工，却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被投闲置散，再也不复往日荣光。

1952年国民党改造运动，他被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在后来颇具安慰性质的“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得到了一个评议委员的虚衔，以及一个“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虚职。

何应钦

自此，前国民党COO何应钦再也没有回到过权力中心中来。为什么这样一位嫡系骨干的老员工落得这样的结局？归根结底就是何应钦既没做到忠人之事、也没勇气择木而栖，结果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亲密战友，作为COO，他却至少有两次对CEO见死不救。

第一次是宁汉分裂时，蒋介石被迫下野，何应钦颇有隔岸观火之嫌；而在宁汉合流之际，何应钦又反应迟钝，让蒋介石对其心怀芥蒂，撤销了何应钦的本兼各职，并带话给何应钦：“我蒋介石可以没有你何应钦，但你何应钦不能没有我蒋介石。”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何应钦力主出兵勤王，虽然事后解释为对张、杨二人施压，使其不敢对蒋介石下手，但还是在宋美龄、宋子文等党内大佬留下了“置总裁安危于不顾”的坏印象。

因此，败逃台湾之后，蒋介石也不再重用何应钦，CEO抛弃了COO。

西安事变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远离权力中心的何应钦倒是很快放平了心态，不仅频频在报纸上撰文吹捧蒋介石，还以己为鉴劝慰政治上失意的其他同僚。

蒋介石也很给面子，邀请他参加“国民大会”并担任主席团主席，率团出访加强与世界反共势力的联系，何应钦也乐得干这种站台吆喝的事情，前COO在“退居二线”的“调研员”虚职上也倒乐得其所。

晚年的何应钦变得达观知命，更多精力用于读书学习，开展了对三民主义的深入研究。他主持和发起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意在抵制当时中共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大政方针，同时也是想要抑制当时在台湾刮起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之风。

何应钦

可见，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何应钦与蒋介石一样，在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大义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

何应钦还总结出三大养生秘诀，修养、生活和医药。遵循《中庸》“大德必得其寿”，保持平静温和的心态；养成规律的作息，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坚持适当运动，“三打一跳”即：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打猎和跳舞，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不讳疾忌医，有不适就及时看病。

依靠这三大养生秘诀，何应钦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直到1987年10月21日因心脏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98岁，可谓“寿终正寝”。

何应钦

何应钦的一生大起大落，既有身为陆军总司令受降的高光时刻，也有受到投闲置散的低谷期，但他总体上能做到看破红尘、乐天知命，在国民党内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做到不随波逐流，不拉帮结派，更不结党营私。

而他温文尔雅的外表、平静温和的心态以及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同样也值得学习。作为国民党COO，他的生涯未必算得上成功，但作为退居二线的老员工，他的心态转变十分恰当。

他的经历也折射出一条职场真理：知足常乐、找准定位，未必能如愿以偿，但总不至于竹篮打水。

何应钦

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心腹之一，也是国民党土木系的核心人物，被人称之为“小委员长”，相当于企业中的“董事长助理”。当然，跟职场中类似，领导最信任的人往往都不是业务最出众的人，而是最忠心耿耿的人。

陈诚在军事上拿得出手的战绩寥寥无几，反倒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接连遭遇东北和山东战场上的失利，不仅打乱了老蒋的部署，也让自己从前线被调到后方，于1948年被蒋介石安排退守宝岛台湾，主持政务和改编军队。

出乎意料，他在治理建设方面的能力和成果远超作战表现，可以说是治军无能、治岛有方。

陈诚

陈诚主持台湾军政期间，一面努力增加生产，一面稳定台湾局势，初步改变了台湾混乱的政治局面，提升了台湾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供应效率，为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架构，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在经济方面，提出“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财政上强调以“开源”与“节流”为根本，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确立预决算制度等。

在文化方面，奠定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

在农业方面，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认领”、“耕者有其田”等，解决台湾土地问题。

在水利方面，陈诚也颇有建树，留下了和土地改革并称为“两大奇迹”的石门水库，兼具防洪、灌溉、蓄水、发电和旅游功能，成为造福台湾人民的一项重要工程。

石门水库

陈诚的一路升迁，既得益于他“根正苗红”、出身准黄埔系、浙江派，更得益于他30多年跟随蒋介石出生入死，无怨无悔，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这使他成为蒋介石最重要最可靠的亲信，正如蒋介石所说：“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而面对权力的交接，陈诚也表现得同样清醒。专心当好“辅政大臣”为蒋经国保驾护航，配合蒋介石铲除蒋经国接班路上的障碍，尽可能提携、帮助蒋经国。他前后两次当选“副总统”，并于1957年当选国民党副总裁，仕途达到巅峰。

只可惜时不我待，1964年9月，陈诚病情恶化，最终确诊为肝癌，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回天乏术。

陈诚

蒋介石得知陈诚的诊断结果后，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由中外医疗专家组成“诊疗小组”，上门会诊，日夜照料。同时，蒋介石指示尽快接陈诚在外海的子女归来，让陈诚在生命结束以前能跟子孙最后团聚一次。

陈诚去世后，台湾各大新闻媒体纷纷为其上头条，台湾当局更是给予最高规格的治丧待遇。蒋介石于当天发布“总统令”，“敬谨治丧，以示优隆，而昭崇报”。

陈诚作为“董事长助理”，虽然早逝，但其所受待遇却无疑是最好的，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忠人之事，数十年对领导忠心耿耿，纵使在一些方面有重大工作失误，也不影响领导在其他领域对其委以重任。官场如是，职场亦如是。

陈诚

如果说何应钦和陈诚都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属于公司的初创员工，那么阎锡山显然就是中途加入，带资进组的“外部董事”。他的经历也生动形象地折射出：信任与实力是立足职场的两大法宝，二者皆无，难逃潦倒。

阎锡山祖籍山西五台，是晋绥军创始人，山西军阀的“一把手”。经过辛亥革命、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和抗日战争，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封疆大吏，被称为山西的“土皇帝”，于抗战胜利后，被授衔为陆军一级上将。

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太原岌岌可危，阎锡山不得已离开统治将近40年的山西，裹挟大量黄金财富乘专机取道南京，跟着蒋介石退守宝岛台湾。

阎锡山

由于时间紧迫，阎锡山没能带走有生力量，甚至还以“太原五百万人”为幌子来掩护自己撤退，失了大义，再加上之前“蒋冯阎”中原大战的“黑历史”，自也不为蒋介石所信任。

这位“外部董事”同时失去了信任与实力这两大法宝，在国民党内部只留一顶陆军一级上将的空帽子。

解放军攻克南京后，广州成为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阎锡山也到了广州，在老蒋、桂系和CC系的斗法中夹缝求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处于国民党权力中心。

１９５０年３月，蒋介石在台湾再次出任总统，陈诚继任行政院长。阎锡山从此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挂了个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虚职。这时的阎锡山，住在阳明山之菁山，深居简出，很少参加公开活动。

阎锡山

他住在这里，仕途无望，只能每日埋头写作，先后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哲学和共产党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复国的前途》等著作，过过笔瘾。

不久，风光不再的“外部董事”阎锡山于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３日病逝于台北寓所，享年７７岁。

从盛极一时的山西“土皇帝”到困居台湾、郁郁而终。“阎老西”的命运告诉我们，在职场中如果缺乏牢固的信任关系，就一定要保留强大的实力，否则必然会人财两空。这年头，“外部董事”不好当呐！

阎锡山

白崇禧是国民党中少有的具有较高军事造诣的高级将领，也是桂系军阀的代表和领军人物，与李宗仁并称“李白”。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蒋桂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多次重大战役中都通过卓越的指挥证明了自身的军事才能。抗日战争时期，白崇禧担任国军参谋副总长。

他结合敌我战斗力和我国地形实际情况，主张提出坚壁清野、焦土抗战，奇正相生、游击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战术战法，总体上符合抗战实际，具有相当的实效性，成为抗日主战场上的重要指导方针，对抗战全局产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小诸葛”之善战名不虚传。可以说是国民党集团的“金牌业务员”。

然而，这位“金牌业务员”却缺乏战略眼光，军事能力出众，政治嗅觉迟钝。

1965年，周恩来总理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席间曾评论白崇禧说：“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就直接指出白崇禧善战而寡谋的致命缺陷，这也成为他后半生悲剧的根源。

白崇禧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白崇禧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

同为桂系元老，全国解放后白崇禧却不听李宗仁的劝告和毛主席的诚心招揽，毅然决然跟着蒋介石逃到宝岛台湾，结果在台湾被剥夺兵权，只担任一些虚职，还受到了保密局的秘密监视，于1966年忧郁成疾，病死于家中，享年73岁。

关于白崇禧之死，坊间颇多暧昧，但蒋介石对其心怀戒备、时刻防范甚至监视确实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是因为李宗仁回北京参加政协会议，让蒋介石利用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目的化为乌有，失去了利用价值，白崇禧自然也就自身难保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要给蒋经国接班铺路，除了真正信任的陈诚，其余国民党元老都被投闲置散，白崇禧也难以幸免。在建国之后海峡两岸几乎没有实际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这位国民党的“金牌业务员”，最终难逃兔死狗烹的命运。

白崇禧

蒋介石授意保密局处理掉白崇禧，毛人凤命侦查队长谷正文负责。谷正文针对白崇禧喜欢打猎的爱好，策划了两次“火车事故”，幸得白的部下讲义气，临危之际将白崇禧推出车厢，白崇禧才幸免于难。

遭遇了两次谋杀事件后，白崇禧分外小心，开始深居浅出，这让暗杀行动愈发困难。

1966年白崇禧逝于台北。

白崇禧

比起前四位国军上将，陈济棠在名气上有些逊色，在军事上也是中规中矩、鲜有成名战这样的代表作，但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却是最丰厚，死后的名声也是相对最好的，可以说是做生前事，得身后名。

陈济棠祖籍广东防城，是粤系军阀的领头羊，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长期主政广东。但与阎锡山“土皇帝”不同，陈济棠在广东的经济文化、市政工程和科技建设方面多有建树，为广东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人尊称为“南天王”。

在军事方面，整军经武，扩编部队，建立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推广全民军训，提高广东人口的军事素养。在政治方面，推行政治改革，整理行政基层组织，将各县区、乡长分批轮训，实行考试考核，提高少数民族社会地位。

陈济棠

在经济方面，整顿税收和金融，发展省际和对外贸易，优先发展蔗糖工业，扩建、新建造纸厂、纺织厂、化工厂、发电厂等一批在当时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业；同时利用财政收入发展兵器工业，扩建石井兵器制造厂，新建琶江制炮厂。

在交通方面，利用民力扩展全省交通，大力发展广州市政建设，修建了中山纪念堂、海珠大桥和市府大楼等。

在文化教育方面，增加中小学，兴建中山大学、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等一批高校和职业学校；推行乡村国民教育，将教育普及到平民和成年补习的范围，提倡尊孔读经，宣传四维八德。治理措施可谓面面俱到，拳拳到肉，“南天王”名副其实。

抗战胜利后，陈济棠被蒋介石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但因为他曾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算计蒋介石、逼其下野，事情败露之后便遭到蒋介石清算，兵权被削。

解放海南岛战役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陈济棠跟着蒋介石退守宝岛台湾，出任评议委员和领导人办公室资政等职务，挂名为主，不参政事，自此了政治舞台。

虽然与阎锡山类似，都是大军阀作为“外部董事”“带资进组”，但与阎锡山在台湾郁郁寡欢不同，陈济棠不问政事、专心教育，反倒作出了一番事业。

陈济棠将自己喜好了一生的国学进行了大力推广，提出“国医国药，实为一国之命脉所系”，大力推行国学教育，坚定反对中国全盘西方化，为中华民族保留文脉。

1954年，陈济棠到台北视察探测办学校址，突发脑血栓，送医不治遗憾离世，享年64岁。

陈济棠之子陈树柏

陈济棠虽然是国民党元老，但他重视教育、坚持发扬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人生的闪光点。而他割据广东期间实施的种种治粤举措，也为广东奠定了后期经济腾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

也因此，1984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回到大陆讲学和筹办学校，受到邓小平在京接见，邓公对陈济棠给出了一句中肯的评论：“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

可见，只要所为之事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主流价值取向、是有益于中国社会发展、人民进步的人，无论其政治身份如何，都会得到公允的肯定和评价。

蒋介石

回望近代历史的滚滚车轮，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5位国军上将，有乐天知命者、有忠人之事者、有郁郁寡欢者、有遭遇算计者、也有泽被后世者。虽然只有区区五人，却也折射出身在职场的骨干员工的种种取向和结局。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少有军事战争，但职场上的尔虞我诈却有过之而不无极，当今天的职场人面临相似的境遇时，究竟会如何选择呢？答案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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