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复旦大学教授孙金云的一项调研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最近，他带领团队做了一项“手机打车软件打车”的调研。该团队在国内五个城市，花5万元，收集了常规场景下的800多份样本，得出一份打车报告。

报告显示：苹果机主更容易被专车、优享这类更贵车型接单；如果不是苹果手机，则手机越贵，越容易被更贵车型接单。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专门进行了测试。

临近下班，先打开App叫个车回家。这是不少都市职场员工的日常生活方式。最近，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孙金云带领团队做了一项“手机打车软件打车”的调研。这支团队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和重庆打车800多次，花费50000元换回了一份打车报告。

据这份报告显示，苹果机主更容易被专车、优享这类更贵车型接单，这个比例是安卓手机的3倍。报告中把这一现象称为“苹果税”。“苹果税”还体现在苹果用户比非苹果用户享受到的打车优惠更少。数据统计发现，苹果手机用户平均只能获得2.07元的优惠，而非苹果用户平均可以获得4.12元的优惠。这一差异十分显著。假如叫车的不是苹果手机，安卓手机照样会被进一步细分为三六九等，手机越贵，越容易被更贵车型接单。

这份调研还发现，实际车费比预估费要高，而这样的情况占比高达80%。有网约车司机也表示，实际车费肯定比预估价高；因为没有各种打车补贴和优惠，苹果手机的价格会贵一点；现在打车也确实更难。

对于打车的问题，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家在使用打车软件时，或者说是所有大数据支持的软件，都不要在同一个平台“扎根”。

今天下午，我们找来了两部价格差距较大的安卓手机，来对网上叫车进行测试。便宜的一部是红米3手机，官网价格为699元，贵的一部是华为P30 pro，网上售价4988元。同样在不用会员登陆的情况下，在同一打车App上一键叫车。

下午3点左右开始，我们测试了从杭州日报报业大厦，分别到杭州火车东站、萧山国际机场、和平广场、杭州市民中心、杭州动物园和滨江宝龙城等15个地方的预估价格。结果显示，在同一时间（误差在一两秒内）用不同价位的手机网上叫车，有4次是华为手机上显示的预估价格更高，1次是红米手机上显示的预估价格更高，还有10次完全一致。

华为手机显示预估价格高的是火车东站、萧山机场和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特惠一口价分别是17.27元、68.62元和42.33元。相对应的，红米手机上显示的预估价分别为16.27元、67.62元和39.70元。其中，到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的价格差距最大，达到2.63元，其余两个目的地差价均为1元，到和平广场的特惠一口价基本一致，但下面的“多彩约车”“逸乘出行”“小牛快跑”和“及时用车”等平台显示的预估价格，华为都要比红米手机上显示的贵1元。唯一一个红米手机显示更贵的是到余杭大剧院，特惠一口价50.40元，华为手机上显示的是49.63元，相差0.77元。

同一时间同样的目的地

红米3的预估价比P30 pro便宜

摄影 | 程超

到和平广场的预估价格显示

到火车东站的预估价格显示

我们还测试了到宋城、四季青、西溪银泰城、市民中心、嘉里中心等10个目的地，两部手机上显示的车价完全一致。

到太子湾公园、钱江新城等目的地时

不同手机显示出的预估价一样

在复旦大学教授做的调研中，还发现实际车费与预估价，总有差距。这个差距大多是实际车费比预估价要高，而这样的情况占比高达80%。

通过对比2017至2020年中三个年度前后的数据，复旦大学调研团队发现：乘客等候的时间明显变长，相比2017年，2020年竟然翻了一倍。而打车的费用，相比三年前，上涨近14%。调研团队认为，“熟人”打车比“新人”贵；打车人越多，打车费越贵；此外，人多排队时，加价即可插队。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印证。在微博热搜里，有网友提到：“打车比较频繁的话，车费也会越来越高（不过没有超出出租车的打表计费）。我很久没有用打车App，有次上班来不及就打车，车费才13块多，后来连着打了好几天车，车费就慢慢变成15块多、18块多，最高到了20多块（同样的路线，没有堵车，没有绕路，没有用任何优惠、折扣，不是恶劣天气）。”还有网友说到自己的测试：“大学时候就发现了，我们寝室三个安卓，一个苹果，同时打车，苹果贵多了。”

今年1月，上海市消保委对在上海提供服务的AA出行、斑马快跑等10家网约车平台进行暗访后发现，消费者果真被多收钱了：在110次模拟乘坐中，有57次被多算路程、40次被多算时间。据上海市消保委统计，去年全市共受理网约车类投诉586件，其中1/4涉及到计费纠纷。

当时，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也在微博上做了回应。她表示，滴滴出行不存在大数据杀熟的行为。在起点与终点都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用户打车的费用不一样是正常的。打车的费用，由路程、每公里的单价、行车速度，以及是否有优惠券决定。而且，每个用户的规划路径不一样，打车的费用也会不一样。

目前，滴滴方面尚未回应孙金云教授团队这一大数据结论。快报记者又咨询了另外几家打车平台，对方均表示不予置评。

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杀熟”现象成为社会

2020年1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三条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据了解，反垄断法的修改被纳入2021年全国人大预安排的重点立法工作之一。

杨松建议在该条中增加一款内容：“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方式实施垄断行为。”

(作者：记者 程超 编辑：吴晶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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