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但却是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文丨华商韬略

　　他是全球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

　　他出生时，慈禧还活着；他念中学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历经清朝、北洋政府、民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尊“神祇”。

　　作为曾经的亚洲娱乐之王，他拍了一千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是香港成就“东方好莱坞”的奠基人；他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包括“四大天王”和一代代“港姐”。

　　但他缔造的广阔娱乐版图，在另一张图前却黯然失色——遍布中国的、密密麻麻的逸夫楼分布图。而他公司拍的所有电影，精彩程度也都不及他本身的百年人生传奇。

　　他就是，活了107岁的邵逸夫。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浙江宁波，后到上海念书。他本名邵仁楞，在家中排行老六，“逸夫”是他后来自起的“号”，意为一生安逸。

　　邵家曾是沪上的大户人家，其父邵玉轩经营颜料生意，颇有名望，去世时包括康有为等名流都曾前往吊唁。

　　就在邵逸夫出生的那一年，父亲邵玉轩第一次看到电影，然后决定投资，当时，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刚诞生2年。

　　中学时，邵逸夫经历父亲去世和家道中落，家产只留下一栋房子和一家剧院。在优越环境成长的兄弟几人均无意接手父亲的颜料生意，而是抱团闯进了尚属草创时期的电影行业。

　　1925年，大哥邵醉翁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经理，其他几个兄弟则分管会计、发行等。

　　邵氏兄弟都很有能力，天一影片也迅速崛起，依靠古装片闯出一片天地。

　　但天一影片的发展侵蚀了传统电影公司的利益，并因此遭遇反制。1927年，“明星”公司联合其他5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试图以强大资源优势围剿天一影片等后起之秀。

　　六合影业与包括南洋片商在内的发行商签订合约，六合、天一只能“二选一”。

　　当时的六合占据中国电影市场大半江山，各发行商不敢得罪，纷纷拒绝经销天一的影片。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记录在案的商战，史称“六合围剿”。

　　遭围剿之下，天一风雨飘摇。中学毕业后，邵逸夫义不容辞地加入天一影业，与兄弟们并肩作战。因为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被安排南下新加坡，去发展当时已是中国商人重要海外疆土的南洋市场。

　　但“围剿”行动让通过南洋市场的通道也都被堵死，邵氏兄弟只能开辟新市场。20岁的邵逸夫于是带着无声放映机和天一的影片去到穷乡僻壤，向乡民们推销电影。

　　他住乡村的小店，有时甚至露宿野外，当时放电影需要人力手摇，一场电影下来，往往累到胳膊都抬不起来。

　　两年后，六合从内部瓦解，围剿战以邵氏兄弟取胜告终。收复国内失地的同时，他们也在南洋站稳了脚跟，开始两地发展。

　　此后几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拥有了超过100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建立了完整的娱乐产业链条。

　　当邵氏因国内形势变化迁往香港后，南洋版图是其根基，这段围剿往事也被解读为世事难料：如果没有当年的被迫下南洋，邵氏电影帝国的发展未必会如此顺利。

　　活了107岁的邵逸夫，绝对是上天眷顾的人。

　　他一生多次历险，但最终都安然无恙，继续潇洒走世界。

　　1930年，邵氏决定发展有声电影，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器材。途中，乘坐的轮船触礁沉没，他抱着一块木舢板，漂泊了一夜，被救生还。

　　惊魂未定，邵逸夫却决定继续之前的计划，到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

　　带着这部机器回国，他亲任导演和制片，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并创造出票房奇迹：成本仅一万元的影片，收获了百万级的回报。

　　邵氏电影在国内和南洋齐头并进之际，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对中国和南洋的全面入侵摧毁了电影行业，邵氏多年的积淀面临崩盘，生意难以为继，影院被迫关门。

　　在新加坡，邵氏旗下所有的戏院都被“充公”，沦陷时期，邵逸夫还因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抓。幸运的是，他未遭受严刑拷打，并在两周后获释。

　　“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邵逸夫后来回忆说。

　　抗战胜利后，邵氏电影重新出发，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建“邵氏兄弟”，二哥邵仁棣回香港创建“邵氏父子”。

　　分离之后，邵逸夫在新加坡做得顺风顺水，但哥哥在香港市场却举步维艰。因为当时的香港，已经有了“电懋”和“长城”两大电影公司，“邵氏父子”只能夹缝求生。

　　年岁偏大的邵仁棣无心恋战，写信向兄弟们求援，希望有人前往执掌大局。

　　1957年，邵逸夫接受挑战，来到香港，并于次年在“邵氏父子”的基础上成立邵氏兄弟影视公司。

　　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的这一年，邵逸夫已经51岁。

　　到香港之前，他曾去美国考察，并在考察中认定：邵氏的电影事业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更进一步。具体计划是，在香港建立一个全产业链条，包揽影院、影片拍摄和发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邵逸夫赌上了全部身家。

　　拍电影需要摄影厂，建厂就得买地。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只买得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然后开荒拓地，邵逸夫建成了电影制片厂，仅地价和土方就花费了50万港元。

　　电影是一个严重依赖人的产业。如何突出重围，邵逸夫首先走的就是挖人路线，用比对手更好的待遇，从对手处挖人，做出比对手更好的作品。

　　他先是请来导演李翰祥，又以双倍薪酬挖来了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这对组合随后创作了《貂禅》和《江山美人》，连创票房纪录。

　　打响第一炮之后，邵氏兄弟又拍摄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引发了轰动，火遍港澳台和东南亚。当年曾有报道称，一位台湾的老太太连续看了100多场，还在台湾引发了黄梅戏热潮。

　　邵氏兄弟通过这种办法杀出一条血路，但竞争刚刚开始，其主要竞争对手是电懋公司。电懋老板陆运涛的父亲是当时的新马首富，家族财富远超邵氏。这两家公司一度斗得水深火热，甚至互派“间谍”，竞拍相同题材的影片，闹得香港影坛鸡飞狗跳。

　　争斗中，邵氏和电懋都“很受伤”，两家企业遂签订了一份良性竞争条约。但条约还没来得及履行，1964年，陆运涛和电懋其他近60名高管在从台湾飞香港的途中，不幸飞机失事，机上乘客全部罹难，电懋也就此退出电影舞台。

　　这次意外，也被称为改变香港电影史的一次空难。

　　竞争对手意外退场后，邵氏兄弟突飞猛进，每年有超过40部影片制作完成，流向世界各地。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巅峰期，每周都有超过200万观众观看邵氏的电影。

　　邵逸夫也因此被称为亚洲的“娱乐之王”。

　　邵氏的崛起不仅改变了香港影坛，也影响了世界电影行业。时至今日，邵逸夫的风格仍深深烙刻在诸多电影之中。

　　邵逸夫之前，香港是文艺片的天下，本土影片大多只能在小剧院播放，大市场被进口片占据。1996年，邵氏兄弟的《独臂刀》上映，这是邵氏武侠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该电影令邵逸夫狂收百万票房。

　　这部电影之后，香港影业的主流转向商业片，邵氏紧接着推出了同样留名影史的《大醉侠》，武侠片、功夫片从此正式成为新的流派。

　　邵氏时期的电影，均带有浓重的“邵逸夫情结”。

　　虽然经常去欧美取经，但邵逸夫的电影理念迥异于欧美，他希望在电影里突出家国情怀，强调忠孝、仁义，将侠义贯穿电影的始终。

　　这也是早期武侠片得以风靡的最根本原因，其重要性大于炫目的武术动作设计。

　　以邵氏武侠片为起点，香港开始拥有角逐、影响世界电影潮流的资本。这一流派被发扬光大后，有了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影响了吴宇森、昆汀-塔伦蒂诺，并催生了如今好莱坞大片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动作，“Kungfu”也成了英文中的固有单词。

　　作为该流派的起点，外界一度以“有华人处必有邵氏电影”来形容其影响力。

　　在此过程中，邵逸夫一手捧红了大量影星。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邵氏旗下的丁红、杜娟、范丽等明星红遍亚洲。

　　邵逸夫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他的天才，更离不开他的勤奋。创立邵氏兄弟之初，他已精通电影中的几乎任何工作，导演、剧本、剪辑、摄影、化妆，他样样在行，经常亲自上阵。

　　带着专业的眼光，邵逸夫对于影片的质量有着近乎偏执的完美追求，低劣影片到他手里就直接烧掉，“邵氏出品，必属精品”也因此深入人心。

　　邵逸夫的勤奋更是让常人难以忍受。年轻时，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一有时间就“看电影”。经营邵氏兄弟期间，他平均每年看700多部电影，巅峰时期，他曾在一天看过9部完整的电影，号称自己是看过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看电影就是他的工作。好电影、坏电影他都看，边看边研究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曾有人问生命中什么最重要，他回答“工作”。第二重要呢？他回答“还是工作。”

　　邵逸夫很早看到电影制作必须和发行紧密结合、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布局。

　　邵氏兄弟步入正轨之后，他就实行“每月一院”的制度，在香港和东南亚铺下了巨大的影院网络。进入70年代后，邵氏影院开始走出亚洲，在北美、欧洲自建戏院，组织发行渠道，让中国电影得以顺利进入欧美市场，也因此对外输出了中国文化。

　　不过，早年间，舆论并未认识到、或者并不关心邵逸夫作为企业家的魄力与眼光。身为娱乐大亨，他的相关新闻也趋于八卦，报道称邵逸夫锱铢必较。

　　邵逸夫是出了名的“爱谈钱、抠门”。

　　曾有人问哪部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他回答说“最赚钱的电影，就是最喜欢的”。

　　创业时，公司剧务申请拿20港元买100个生煎馒头，邵逸夫不予批准，理由是公司食堂的馒头才一毛钱一个。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早餐吃闹罢工，公司因此损失逾万元。

　　有人因此劝说邵逸夫，不要那么抠，不要那么细。但这之后，邵逸夫非但不改锱铢必较的秉性，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众说纷纭的故事。

　　其中之一是下属“背叛”。邵逸夫在早年慧眼相中了名不见经传的邹文怀做制片部经理。据说邹文怀有大才，是邵氏电影得以独领风骚的重要功臣。

　　1970年，独当一面的邹文怀提出参与邵氏的股票分红，遭到邵逸夫的拒绝。不久后，邹文怀对外称，“他和邵逸夫是一种人，一山不容二虎”，遂出走自立门户。

　　邹文怀创立的公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嘉禾影业，是邵氏兄弟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而嘉禾影业能快速崛起，也是靠邹文怀对邵氏的挖角，尤其是邵氏旗下的一大批导演。这些导演也都曾提出希望获得票房分红的要求，并都被邵逸夫拒绝了。

　　邹文怀离开的同一年，因为钱的问题，邵逸夫还经历了一出“最令人遗憾的错过”。

　　1970年，从美国返港的李小龙找到邵逸夫，提出1万美元的片酬条件，邵逸夫认为这个要价太狂妄，只愿意给2500美元。

　　结果，嘉禾以1.5万美元签下李小龙两部片约，并在随后依靠《猛龙过江》狂揽530万票房。而李小龙则很快红遍世界，成为香港影坛名副其实的“印钞机”。

　　邵逸夫曾希望挽回这次错误，他约谈李小龙、提高片酬的价码。但嘉禾随即给出了更大的合同，于是，最有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和最有影响力的功夫片老板，最终有缘无份、遗憾错过。

　　但邵逸夫似乎并不是很纠结于这次“错过”，他称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付筹码要按照生意的制度。这之后，出于类似的理念，邵氏还相继错过了许冠杰、成龙、徐克等人，公司原本拥有的不少优秀导演和演员也因此出走，邵氏影业逐渐没落。

　　邵逸夫这套制度的成败得失，外界很难评判。

　　他一直这么做生意，严格控制成本，不似同行般为大腕儿演员一掷千金。在最早期通过挖人打开突破口后，邵逸夫始终坚持内部造星，通过不断培育新血液搭建娱乐帝国。他相信这套方法不仅能保证利润的最大化，也能牢牢把控主动权。

　　而且，他亲手再造了一个成功案例——就在外界认为邵逸夫的保守直接导致了邵氏兄弟没落之时，他依靠同样的策略，在新领域开辟了不逊色于邵氏影业的娱乐版图。

　　电视的逐渐普及，让邵逸夫看到新娱乐时代的来临。

　　1967年，他和朋友联手创建了香港电视广播公司（TVB），以免费模式对抗当时香港电视台的“一哥”亚视（当时月费25港元）。

　　TVB逐渐成型后，邵逸夫索性关掉邵氏影业，全力投入电视产业。他延续了此前的模式，创立培训班，批量打造明星，再造娱乐王国。

　　这套体系很快成为香港娱乐界的标杆，涌出了大批红至当下的“男神”。从周润发、周星驰、无线五虎、四大天王，到郑伊健、甄子丹、古天乐……新世纪初有一种说法是：

　　香港90%的明星，都出身TVB。

　　除培训班体系外，邵逸夫还一手打造了“港姐”选举活动，赵雅芝、李嘉欣、张曼玉、邱淑贞等女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大众情人。

　　对于内地观众而言，早年的邵氏影业只是一个飘渺的传说，TVB才是真真实实缔造了一代人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内地开始引入TVB剧集，就此掀起了持续的观影热潮。

　　《霍元甲》来了，万人空巷；《上海滩》上映，万人空巷；《射雕英雄传》开播，万人空巷……至今网络上，还有海量的关于这些电视剧的回忆与讨论。

　　那个年代，电视在内地还算不上普及，因此经常出现左邻右舍提前占座等开播，甚至几百人坐在大院里，一边翘首以盼、一边七嘴八舌讨论剧情的场景。

　　郭靖残血夕阳下的弯弓搭箭，让一代青少年萌生了武侠梦；一响起“浪奔、浪流”，几乎人人都能接着吟唱几句。从坊间，到庙堂，TVB的电视剧就这样在反复的“万人空巷”间，于两岸三地持续火爆了十几年，一代又一代港台明星闯入内地观众的视野。

　　邵逸夫则始终是这条绵延长线的最大推手，就连金庸、琼瑶走上神坛，也有他的不小功劳。

　　从电影延续至电视，邵逸夫的成就越叠越多，身家也愈发丰厚。2006年，其所持TVB股权市值超过100亿，加上地产等其他资产，他的总资产超越200亿港元。

　　不过，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锱铢必较。业内称TVB的员工是出了名的干最多的工作、拿最少的工资。这也给其他竞争者效仿嘉禾乘虚而上的机会，比如亚视，就曾以高出3倍的薪酬挖走了沈殿霞、曾志伟、黄日华、郑少秋等一众明星，令TVB一时之间元气大伤。

　　但邵逸夫依旧如故，他似乎并不在意这条流水线上的某些不和谐声音。坊间流传称他手下的总监面对明星们的抱怨时曾说：“你们来这里混个脸熟，接的广告不是钱吗？”

　　和之前的邵氏兄弟一样，邵逸夫体系下的TVB，也在盛极一时之后，陷入增长缓慢的境地。在内地影视行业崛起、大笔资金注入的情况下，港台的电视剧不再像以前般具有影响力，而TVB的一些明星，北上便能赚到10倍于之前的片酬，也纷纷扬长而去。

　　只不过，此时的邵逸夫已经不太在意经营上的成败了。

　　2011年，他卖掉了所持的TVB股份，也退出了主席的位置，TVB逾40年的邵逸夫时代宣告结束。他离开后，由他一手推动的香港娱乐产业开始走下坡，其多年的老对手处境更是艰难——2016年3月，亚视正式宣布停播。

　　邵逸夫所持TVB股份加上其清水湾的地皮，一共卖了86亿港元，价值相较5年前（2006年）有了大幅度的滑坡，但此时，社会对邵逸夫的

　　经营上锱铢必较的另一边，邵逸夫无比的阔绰与大方。当他告别历史舞台时，这些阔绰与大方所筑起的丰碑，已远远超越他开创香港娱乐业的光芒。

　　邵逸夫1975年就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基金，开始系统性地大额捐赠世界各地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事业。那时候他便说：

　　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

　　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在内地展开持续巨额捐献，每年的款项稳定在1亿港元左右。其中80%的资金投入了教育项目。他说：

　　“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

　　据不完全统计，至2012年底，邵逸夫已累计向内地捐款47.5亿港元，以“逸夫楼”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医疗中心等机构，几乎遍布中国。

　　除固定捐款外，邵逸夫还有不定期的救济急救难的大额捐赠。

　　2005年长江流域遭受水灾，邵逸夫一次性捐助灾区建起了118所小学；2008年汶川地震，他捐款1亿港币；2013年雅安地震，他捐款8000万人民币……

　　过百岁生日之前，他还捐了2亿港元，惠及内地340多所学校。

　　这使得他成了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最抠门的老板、最慷慨的慈善家。

　　更奇怪的是，邵逸夫在内地的善行，绝大部分香港人并不清楚。一位香港记者曾说：

　　“我们到内地采访，看到到处都有逸夫楼，才知道他在内地也捐款。奇怪的是，在香港，政府也不提。”

　　因为很多企业家的捐款都配套有生意发展，香港媒体还一度因此怀疑邵逸夫也是这样。并试图挖掘邵逸夫在内地的生意，但最后，他们调查发现：

　　相比很多在内地豪赚的企业家，邵逸夫在内地的生意少得可怜，很多接受他捐赠的地方，起初甚至都不清楚，他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为什么如此慷慨地捐赠内地，邵逸夫的说法也非常简单：做一些实际的事。

　　2014年1月7日，做了一辈子“实事”的邵逸夫辞世，享年107岁。

　　国家领导人在悼词中写道：闻悉邵逸夫先生辞世，谨致哀悼，并向其亲属深表慰问。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人们无法不铭记邵逸夫。即便不少国人至今不知道邵逸夫是何许人，但在其一生中，或多或少会接触到、看到镌刻着逸夫字样的大楼，而其后辈，也将继续如此。

　　邵逸夫辞世后，有网友贴出图片：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

　　还有网友如此总结邵逸夫的辞别：人走了，楼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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