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浏阳，浏水河畔，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位开国女将军——李贞。1955年，已被授军衔的李贞回家乡省亲，这对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衣锦还乡。父老乡亲们全出来迎接她，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争着抢着看看这位传奇的女将军。李贞被围在人群中，十分风光。

人群之外，只有一个人显得心不在焉，甚至有点惊恐。这个人，是李贞的第一任丈夫，大家都叫他古老三。

李贞出生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家庭，算上她，一共有6个女儿。在她最小的妹妹出生两天后，李贞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的顶梁柱走了，7个女人在旧社会，该怎么活下去？

1914年，因为家里吃不起饭，李贞被卖到当地姓古的富户家里。离家前，母亲对她说，她去那里是要做工的，让她踏实干活，等赚够了钱就接她回家。

等李贞到了古家才知道，自己是要当他家古老三的童养媳。

辛亥革命打响了民主的第一炮，而民主思想蔓延的范围，还仅仅局限于信息发达的城市。在李贞生活的湖南农村，人们的思想依然是落后的、封建的。

这一年，李贞只有6岁。她当时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她“旦娃子”。古家人对她，就当奴隶使唤。旧社会的童养媳能过得怎么样，全看主人家人品如何。

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小时候也是童养媳，她就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对温和的夫妇，他们的儿子早逝之后，康克清成了他们的女儿。李贞完全没有她这样的运气，古家人仗着自己是富户，完全不把童养媳当人。哪怕是跑了、死了，他们也觉得再买一个就行。李贞在古家的日子，十分黑暗。

当旦娃子还不到十岁时，就肩负起了这个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每天洗衣、砍柴、做饭不说，古老三的几个姐姐还要把她当成解闷的玩具，动不动就拿她当马骑。

古家的父母，更是习惯性地打她、骂她，拿她当奴隶。旦娃子的童年，每天都非常压抑。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古老三身上，她以为他好歹是丈夫，至少会护着自己。而古老三非常大男子主义，只听自己父母的话，别说帮她了，他和父母一样，动不动就打她、骂她，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就会拿她撒气。

有一段时间，旦娃子撑不下去想自杀，村里的老人一直劝她，等以后古家长辈没了就好了。可没了长辈，古老三就会好好对她吗？这样的日子，一眼望不到头。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展开，湘赣一带成了普及民主思想的重点地区。旦娃子接收到了革命思想后，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人生的曙光。

她开始频繁参与农村的民主革命运动，在当地得到了一定的威望。她十五岁那年，就已经是一名闹革命的健将了。

古老三看她越来越不顺眼。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可以每天抛头露面的？旦娃子和他说不通，听说有革命队伍在镇里，就干脆离家出走了。

可是，她刚刚走出村子，就有人向古家告密，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她抓了回来。

回去后，旦娃子遭到了一番惨烈的毒打，打到身上全是血淋淋的伤口，衣服也破破烂烂的，而古家的长辈就把她扔在一边，还特意告诉所有人，不许给她上药。

不久后，古家强制性地给旦娃子和古老三举办了婚礼。古老三给旦娃子关了禁闭，不让她出门，还更频繁地辱骂她。旦娃子接受了新思想，在村民的拥护下有了底气，当然不会像以前一样服他。古老三见有人支持旦娃子，也不敢像以前一样打她了。

旦娃子逃跑的心，一直没有熄灭过。

1926年，她在详细的计划之下，趁着夜色翻出大门。她找到革命队伍时，还操着一口稚嫩的乡音，声音响亮地说，我要革命。

1927年3月，旦娃子正式加入了共产党，闹革命闹得轰轰烈烈，街上经常能看见抓她的告示。古家怕被牵连，就给了她一纸休书，彻底不要她了。这一点，旦娃子非常满足。她抱着重生般的心情，给自己起名叫“李贞”，寓意着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

她说，自己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她的意志超人地坚定，告诉自己，一生都要走在革命的路上。

李贞绝对是革命中最猛的那波人。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人的生存越发艰难，经常被围追堵截。李贞当时担任浏东游击队的士兵委员长。她胆子大、打法狠，面对危急环境，经常能爆发出过人的勇气。

一次游击战中，李贞的队伍被打到只剩五个人。他们一步步被逼到山崖边上，手里的子弹也用完了。敌人听到他们这边不再有枪响，非常得意地喊道：“没火了就投降吧！”这句话，让李贞的愤怒值达到了顶峰——士可杀，不可辱。况且敌人要是捉到活的，必然会把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

李贞对战友们说：“我们绝不当俘虏，要是有骨气、是真正的革命者，就和我一起跳下去！”

说完，她打了头阵，纵身一跳，带着战友们坠入了山崖。

李贞的勇气，或许是她身上的幸运符。山崖上有层层叠叠的树木，跳下的五人中，李贞和另一名战友被树枝挂住，最终活了下来。而这番遭遇，也导致了李贞的第一次流产。

李贞孩子的爸爸，是另一名共产党员、一线革命者张启龙。他和李贞的相遇极富戏剧性。

1928年，张启龙被叛徒出卖，在开会的路上遭到国民党抓捕，押在狱中。周围道路防守极其森严，要想把张启龙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伪装。有人提议，让营救人员坐在花轿里，装作结婚送新娘，抬进关卡。李贞是队里唯一的女人，便主动请缨完成这次任务。

这对李贞来说，是一次别样的体验。她有过一段灰暗的婚姻，如今穿上嫁衣、坐进轿子，颇有种抹去往日灰暗的意味。要不是花轿里塞满武器，她可能会觉得自己真要再嫁一次了。国民党的人果然没有严查花轿，李贞和战友们成功混进去，就投入到了危险的战斗中。

战友们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在前方捞人，其他人在后方供给弹药，打得干净利落，张启龙很快就回到了红军的大本营。大家看着穿着嫁衣、坐着花轿的李贞，纷纷开始冲张启龙开玩笑：“你的新娘子来了！”

张启龙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段时间后，他突然凑到李贞跟前，直接了当地问她，愿不愿意做自己真正的新娘子。李贞愣了。

其实张启龙和她早就合作打过仗，他一直都挺喜欢她的，只是没有一个表白的机会。李贞害羞地点了点头，于是她便拥有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几天后，二人在部队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当李贞浑身血淋淋地从山崖生还时，张启龙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

1932年，张启龙因为和刘世杰意见不合，受到监禁。这个时候，李贞刚刚和他正式登记结婚没多久，她托人告诉张启龙，自己绝对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就离开他。

但是，张启龙不想让李贞受到牵连。他深深地知道，李贞对革命是绝对忠贞的，这份事业对她来说，比命都重要。所以，张启龙写了一封离婚协议书，寄给了李贞。

李贞拿到离婚协议，宛如遭受晴天霹雳。她找到苏区保卫局，提起申诉，希望他们的婚姻能保留下来。保卫局无情地驳回了。无奈之下，这位结婚不久的妻子，含着悲哀的泪水，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李贞的第二段婚姻，就此夭折。

离婚后，李贞去党校学习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她脱离了“文盲”身份，也从过往的悲伤中走了出来。她再次投入到湘赣苏区的革命工作之中，带着百分之两百的劲头，一股脑地干了下去，再也不想考虑结婚的事。

李贞完全不拿自己当女人，整天混在男人堆里冲锋陷阵，她不急，身边的人急。1934年，李贞担任湖南省军区的组织部部长，认识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她告诉李贞，他们的战友甘泗淇对她有意思。

李贞听了，简直发笑。

甘泗淇这个人她认识，是她的顶头上司。人家是个老红军，还去留过学，既有本事，又有文化。一个喝过洋墨水的人，能对她这个农村童养媳出身的女兵有意思？

李贞觉得，这肯定是陈琮英为了介绍对象扯的借口。她对陈说，他俩肯定处不到一块去，趁早算了吧。

可是，甘泗淇对李贞有意思，并不是陈琮英瞎说的。她看李贞不信，就直接转达了甘泗淇的原话：“你作风扎实，泼辣能干，对党忠诚，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李贞听了，有点害羞。想到甘泗淇的人品和作风，她便答应了陈琮英。

在这个热心媒人的撮合之下，李贞和甘泗淇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婚礼，由贺龙将军主持。人们都说这对夫妇是“一心干革命”的一对。

李贞与甘泗淇完婚不久，长征就开始了。

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个中辛苦自然不必多说。李贞是个女人，在常年风吹日晒的捶打下，身体素质理应是比常人好的。而她却承受了比绝大多数人都剧烈的痛苦——她在长征的途中早产了。

革命事业是热血的，也是不等人的。一对新婚夫妇的甜蜜，还是要为事业让路。李贞生下了一个虚弱的孩子，不久之后就不幸地夭折了。她能挺着大肚子，扛过艰辛的长征路，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李贞明白万事不能两全的道理，一直劝自己想开点。这次早产之后，她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李贞的艰苦付出，为她赢得了应有的回报。1955年，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甘泗淇被授上将军衔。

周恩来拉着李贞的手，喜悦地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这一年，李贞带着丈夫回湖南老家省亲。再次回到这片小村庄，她的心情有多么激动，可想而知。

当年，她活得比猪狗都不如，是古家人人可欺的奴隶。如今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依靠党、依靠信仰，终于为自己闯出了一片天。她该有多满足啊！

当年那个作威作福的古老三，这下彻底软了——在李贞回乡之前，村里就传遍了，当年那个瘦小的旦娃子，居然当了将军！她会不会找自己寻仇啊！深夜，古老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感觉自己命不久矣，说不定等李贞一来，他就会被抓走，当年他怎么对旦娃子，现在她就要怎么还回来！

古老三越想越害怕，干脆披上衣服出了门，去了村支书的家。一见到村支书，他就激动地跪了下来，求村支书救救他。村支书只觉得他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一点出息都没有。他告诉他，现在社会已经变天了，不兴以前那一套。人家那么大的官，会跟你计较？

直到李贞走之前，古老三都活在惊恐之中。临走时，李贞托村支书给古老三带了句话：“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革命已经胜利，我们迈进了新时代。”古老三听到这句话，瘫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口气。

李贞的晚年，过得幸福而宁静。她和甘泗淇经常在家举办聚会，亲朋好友们的孩子也经常去他们家里小住。他们资助了20多位烈士遗孤，其中包括他们逝去战友的后代。李贞周末经常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弥补了终生无子的遗憾。

1990年，李贞去世，享年82岁。她的遗物，只有4枚勋章、4把藤椅、两只皮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和两根小金条。根据她的遗嘱，这些资产用作了她和甘泗淇家乡的教育事业、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的筹金，以及她作为共产党员的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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