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连续多年的"剿共"作战，使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们"剿"出一句名言：中国有三个半参谋长。

三个：刘伯承、林彪、粟裕。

半个者：小诸葛白崇禧。

但粟裕从八一南昌起义到解放上海的二十二年间，一直在前线作战，多次负伤，积劳成疾，解放后一段时间不得不中止工作，赴苏治疗。此后才考虑林彪和彭德怀。病情好转后，栗裕由副总长而总长，执掌总参谋部。不久受到不公正待遇，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后又被迫离开军队。1969年深秋，许多遭诬陷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同志被林彪以"战备疏散"为由赶出北京，周总理全力保护粟裕，安排他到国务院主持交通工作。

周总理说："你现在已回不了部队，你就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

"你就在我身边"！粟裕万分感念好总理的一片苦心，可是，国家利益在上，个人安危实在不足道。于是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做地方工作。"

周总理说："不会做，可以学嘛。"其实精细过人的周总理岂能听不出弦外之音，但周总理的用意既是用人，更是藏人。

粟裕对可亲可敬的总理，无保密地敞开心扉："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上前线。"

"那当然。"周总理一口应允，这正是他隐隐焦虑的大事。

中苏交恶，边境紧张局势升级为多起军事冲突。珍宝岛的胜利为浓烈的政治情绪火上浇油，但周总理知道这不是真正的较量。多事之秋，用人之际，功勋卓著的众多战将关的关，死的死，周总理实在寒心。南昌起义，粟裕是朱德教导团的警卫班长，甚时周总理并不认识他。此后长期战争岁月，两人也没有更多的直接共事的经历。但粟裕是一代名将，毛主席讲要先打弱敌，粟裕偏偏喜欢先打强敌，并且屡打屡胜，迭建奇功，那年头着实让协助毛主席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周总理赞叹连连。

文革之初，周总理更对粟裕有了进一步了解。那是1967年月，周总理召见粟裕，说："现在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况，大部分老同志都站不住了。粟裕同志，你过去有战功，毛主席说过话，现时打不倒。你来支撑这个局面吧里！"粟裕毅然受命，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在周总理的领导下，顶住林彪集团的干扰破坏，在极端困难的危境中保证了国防工业系统生产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取得了首次氢弹试验的成功，并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做了重要准备。周总理感慨地对一些干部说："你们现在也不向我反映情况了，只有粟裕同志胆子大，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这引起了林彪集团忌恨，"粟裕专案组"成立的同时，周总理对粟裕爱莫能助了。此时，周总理又一次把粟裕保护在身边，千真万确不是安心于大材小用。

耐人寻味的是，周总理与栗裕此时都没有军职，而部分军权在握的林彪如日中天，周总理此举显然担了某种风险。更意味深长的是，毛主席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方针的核心，周总理让粟裕视察的地方却不是诱敌深入的预设战场，这件事又必须经毛主席批准才能成行，一向谨慎填密的周总理是何考虑，不得而知。

五千余公里的长途视察自1970年4月开始。北疆之春，冰雪未消，肩负着周总理总理的重托，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乘吉普车登程。无边的寒意像境线一样漫长而单调，但能离开气氛压抑的北京出来走走，回到自己毕生投身并血肉相连的戎马生涯中，粟裕的心情很是振奋。看地形是粟裕的职业嗜好，坐吉普车看地形更是他的职业习惯。

轿车只能看风景，不能看地形。北京212吉普车底盘高，越野能力强，小沟小坎一跳而过，河床山坡也敢闯行，脱离公路后仍有一定的自由度。

他登上一处守备阵地的制高点，捧着地图与现地对照，边听有关人员讲解边思索，不时提出一些问题。粟裕大将虽无职无权，脾气又好，但他威名震赫，目光犀利，陪同的部队领导难免紧张，从制高点下来，总算松了口气。不料粟裕又提出到对面的制高点去反观。这是要从进攻者的角度观察我守备阵地，仅此一点，就给指战员上了一课。粟裕战场指挥历来如此，尽可能多角度地把地形看活。看活了，地形就是兵力，就是武器，就是协同。进入和平时期，他不满足于看地图(他收藏和默记地图也是一绝)。当总参谋长时，为了研究保卫首都这个专题，曾不辞劳苦投入很大精力。仅古北口一处，便乘飞机和汽车从天上地上反复对比察看，最后又带参谋人员亲自攀上陡峭的山峰，不仅对兵家必争的制高点有了直观体验，还从连排指挥员遂行任务的角度对自己的战略、战役思考作了局部检验。

就北疆之行，粟裕夫人楚青在《粟裕战争回忆录》编后记中写道："一九七〇年四月，周总理给了他一次沿我国北部边界视察的机会。他在五十天内，乘坐吉普车，沿边界荒漠地区，行程五千余公里。他亲自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营，找各级指挥员交谈，召开座谈会。他亲眼见到我军的军事思想、国防建设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破坏，同时也了解到许多指战员的心声。"

边防部队指战员中敢言者大有人在，他们就防御方针和战斗结局作出悲观的估计。

毛病出在哪呢？尽管有"左"的一套，但部队的思想教育是第一流的，不能说指战员意志不坚定。

一路走下去，粟裕相继看到了七座小山。这七座山地图上没有，也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突然凸出来的。这是人造山。

对堆山设防，粟裕大致知道。1964年12月，为解决平原地区的设防问题，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堆筑人造山。1965年1月，军委办公会议决定成立5个修建人造山小组，先在天津、苏北地区进行试点。4月，毛主席听取有关堆山问题的汇报时说："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山的要堆山，做点工事。"1967年5月，工程兵在北京主持召开堆山工程会议。1968年2月，经毛主席和林彪批准，总参谋部转发了《人造山工程战术技术要求》。按照这一《要求》，人造山是保卫沿海无山区，保卫平原交通枢纽和战略要点，保卫大城市的骨干工事，主要供远射程火炮使用，每一座山要能管40至50公里。人造山山形为单峰菱形或双峰椭圆形，高度20至40米，正面宽200至400米，纵深120至220米。坑道轴线总长600至1000米，坑道口6至10个。工事要求能够抗御500至1000磅爆破弹的直接命中。内部要求达到自然通风、供电、供水。一座人造山一般配置1个守备营，其中1个远射程炮兵连；1至2个守备连(配备轻便的反坦克武器、高射武器及其他步兵武器)；战时进入一个炮兵群指挥机构。总兵力约300至500人。山与山之间建设连接工事，人造山与连接工事互为依托，以连接工事掩护人造山。人造山还要担负炮兵观察所和指挥所的作用，一旦敌人越过，又要作为炮兵要塞留在敌后。

当然，人造山上的守卫官兵也有坚不可摧、叫敌人有来无回的豪迈誓言。粟裕高度评价指战员的高昂士气和无畏精神，但他熟谙战史。精通战法，暗中也扪心自问：在现代战争中面对敌人宽正面、大纵深的进攻，这种设防工程比"二战"中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又强得了多少？在北京听汇报固然颇为鼓舞，到实地一看，边疆荒漠上的人造山如小岛孤悬，粟裕绝不敢说有必胜把握。更要紧的是，战略方针一方面确定诱敌深入，一方面又对这些设防工程寄托了虚幻的安全感，战略方针的内在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搅得粟裕寝食不安。

周总理疲惫而忧郁的目光久久停在粟裕脸上，听大将把情况和看法说完，仍陷在沉思中。这时候，粟裕倒希望总理反驳自己，并摆出令人宽慰的分析来。然而总理的表态一字一顿：

"我同意你的观点。"

粟裕风尘仆仆奔行了一万华里，浓缩到周总理这里仅此一句话。不要小看这七个字，周总理不是含浑地说："我知道了"，也不是留有余地的"我再想想"。在重大国防问题上周总理态度鲜明，意向确定，这就是民族希望所在。

越是这样，粟裕越要为总理的处境着想。周总理以惊人的智慧和胆魄苦撑危局，力挽狂澜，不能再给他增加新的风险。栗裕挺身而出，以老战士的耿耿忠心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汇报，白纸黑字交了上去，同时也就把命运交了出去。事先有的同志好意提醒他，该项边防建设是经毛主席批准的。粟裕说，作为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问题不说，就是犯罪；不能因为主席批了就不如实反映情况，虽是主席批的，也看报告情况时是怎样报告的。

1946年6月，党中央、毛主席鉴于敌大举进攻在即，迫切需要制订我军的战略方针，于6月22日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拟在全局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施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粟裕建议第一阶段先内线作战。得到批准后发起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在战争初期起到战略侦察作用，并对中央调整战略方针起了实践检验作用。再一次是1947年底，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全面防御"均遭失败，为发展我军战略进攻，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率三个纵队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中央军委的意图是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发展战略进攻。粟裕认为，正面战场的重点在中原战场，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而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中央接到粟裕的建议报告后，要陈毅和粟裕赴中央当面汇报。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听取汇报后，同意栗裕的方案。粟裕返部后即组织发起豫东战役，一举歼敌九万余众，再发起济南战役，又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达成了尽可能多地歼灭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战略设想。历史上有这两个回合，毛主席对粟裕着实另眼相看。

粟裕又陆续上送加强歼击机部队建设、夺取未来战争局部制空权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指导问题等一批报告。纵有真知灼见，毛主席也无须十分地在意，这时毛主席以小球转动大球，打开了中美关系，这种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导致某种均衡，战争危险性对中国相对减弱。

和平是政治家的舞台，军事家的雅座。

军事战略的严重缺陷，为政治、外交战略的成功所暂时遮掩。

但一个主权独立的大国，不能把国家安全、民族存亡的全部重心长期压在政治、外交战略的支点上。

粟裕的卓越见地因无从检验而被搁置，国防建设及战略方针的检验若全要等战争来进行，那无异于在检验这个国家还是不是一个国家。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实际上，战略方针的先期检验应该也必须在战前完成，在战争初期调整，防患于未然。战前检验的基本依据是历史经验，敌方战争能力及战略战术，我方战争准备，战局的可能演变等。在此基础上，以规模不等的军事演习进行模拟式检验，以战前主动性代价，缩小和消除战争的惨重代价。

一吐为快的日子终于来了。

1979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粟裕走上军事学院的讲坛，说了句"同志们"，高级系毕业班全体学员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个讲坛发出的声音，中央军委能听到，全军能听到。粟裕大将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重要报告。大将尽量缩小题目，但内容阐述却在作战方法之上，建构了战争初期战略方针的清晰轮廓。大将顺便描绘了战争中、后期在纵深平原地带与敌重兵集团决战的情景，但他绝口不提毛主席作为战略方针核心的诱敌深入。很明显，他在发挥他个人对战略方针的构想，敌人打进来是另一回事，我方绝不主动把敌人诱进来和放进来；他主张战争初期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三板斧，形成初期的相持局面，争取一定的时间。在长篇报告的结尾处，他语重心长地加大了力度："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合今天的客观情况，但是，也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有的原则，已经不适合今后战争实际的，应当敢于突破；至于限于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的，没有讲过的，而在今后战争中又是必须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则要敢于创新，敢于发展。我们这样做，不仅不是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恰恰是真正坚持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这个正确原则。"

一石激起干层浪。各大军事单位的邀请排满了粟裕的日程，一传十，十传百，中央党校也找上门来，《解放军报》作了选载。中国军事学术研究气氛被激活了，更直接推进了军队领导人和首脑机构对战略方针的积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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