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员，困在算法里。”

你还记得这句慨叹吗？

就在去年9月，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的文章刷爆网络。

这篇纪实文章，揭露了外卖员在平台AI智能算法的“逼迫”下，保持越来越快的送餐速度，以至送餐路，几乎成了送命路。

服务人类的算法，正在侵蚀人类。外卖员的生存困境发人深省。

吊诡的是，在外卖员被困算法的同时，外卖平台的外卖员人数，却仍在攀升。至去年10月，文章所聚焦的某外卖平台，全国外卖骑手已破400万。

何以人们仍在争相去做“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员呢？

而在外卖员人数刷新上限的同时，工厂工人的人数仍在锐减。

宁波、东莞等制造业基地，“用工荒”愈演愈烈，一东莞的电子厂老板在抱怨：

“无尘车间、舒适有空调，底薪1720，生产员工每月连加班费后最低4千多，焊锡熟手加补贴后高的能拿到七千多、包吃包住，可就是招不到人”

一面是外卖人员数量疯狂增长，一面是工厂却越来越难招人——

这揭示出怎样的产业困局和人文困境呢？

外卖员背后是餐饮等服务业，而工人背后是电子厂等制造业。

劳动力上的此消彼长，实质上，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例调整。也即近些年被屡屡提及的：脱实向虚。

制造业的劳动力在流失，去向便是服务业，相类似的转型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发生过。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脱实向虚是大趋势，但从国民利益的角度来说，猝然的制造业空心化，则贻害无穷。今天的美国便是明证。

应当说明，我们并没有忽视美国的殷鉴，大国工匠仍是国家的柱石，制造强国仍是中国的底色。但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还是结结实实地压在了工人的头上。

工人为何不去工厂、而去做外卖员？其根本原因，用马云的话就是：钱不到位、心受委屈了。

从工厂主的角度来看，自己开出的薪酬优渥，但在工人看来，却是压榨、且满满套路——比如招工说4000保底，可进厂后才发现，底薪3000，另外的1000都是加班的血汗钱。

横向比较，一份工一份钱的外卖员，更具吸引力。

互联网算法的“吃人效应”，不止体现在外卖员身上，也体现在工人身上。

一言以蔽之：纯粹理性的配置资源，其本质是错位配置资源。

算法是不讲人情的，而只进行纯粹的理性计算。

但这种理性是片面的，在外卖员身上，它只计算单位时间配送的距离，却不考虑交通环境、外卖员身体状态和安全因素。因而造成了资源的错位配置，看似高效，却是心牢。

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纯粹的理性系统，其实也已蔓延到工厂。外卖员身后有算法，工人身后也有算法。

生产线上，运行着一系列时间管理工具，对生产效率也在“涸泽而渔”，压迫性的劳动力开发之下，工厂的工人，何尝不是被困在算法里？

比如生产上一个零件工，他的最佳成绩是一分钟装60个零件，但当效率管理算法捕捉到他这一成绩，便会将“最好成绩”当成“普遍的成绩”，极限的压榨便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而生产线是标准化的，意味着这种压榨定时发生，相比之下，因订单而异的外卖员，还残存工作的弹性。

再说明白些，外卖员和工人都面临“算法吃人”的困境，而工人的，还“更吃人”些。

文化是什么？其实所有文化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正在从农耕社会的乡土文化，向着工业社会的城市文化过度，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也在急剧变化。

春节档大火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所呈现的，便是数十年前，在不发达的工业下，我国的城市文明形态。

城市中的人，是以工厂为连接点、为纽带的，工厂提供人类生活所需，包括医疗、住房、教育等，城市中人与人的根本关系是“工友”。

而如今，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文化也完成了迭代。外卖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中继点，实际上，也是城市文化嬗变的中继点。

在日益原子化的现代城市里，人与人在线下联系的纽带何在？

形象地说，便是外卖员，外卖员是生产关系、生活关系的承载。当然，在经济基础的角度说，便是餐馆对工厂的取代、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取代。

外卖员与工人背后，是城市文化的代际演变。以生产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和以娱乐为核心的城市文化相比，已然成为弱势。

无论是怎样的经济水平、何种形态的产业结构，生活的落脚点都是人，外卖员的增多、工人的减少，留给时代的根本问题，仍是——

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人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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